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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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奇了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白纸黑字写着：“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七条先肯定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民共有的公营性质；再表示要把国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的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最后表示政府必须保障国有的、社会主义的、公有性质的经济“巩固和发展”。国家宪法清清楚楚地说国有经济是个好东西，是国家经济的主导，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经济。体制外的精英们宣扬违反宪法的言论倒还罢了，怎么政府官员对此不仅不批评，反而孙子似地讨好违宪者，自己也发表要坚决违宪的誓言。连点伪装都不要了，干脆与体制外违宪者站在一个立场上，用一个腔调说话。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一起演双簧，步调一致地要削弱国有经济。
宪法要求政府将这部分经济“巩固和发展”，总不能是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低越巩固吧？总不能是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存留数量越少越发展吧？
民营和国营经济是以投资人区分的，没有任何别的区分标准。所谓民营，就是老板们投资、经营、获益的经济，也就是私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什么“国进民退”，如果真出现，按照宪法说，也是“社进资退”，“公进私退”。而实际情况是，自改革开发以来一直是“国退民进”、“社退资进”、“公退私进”。
根据普查数据，从2005年到2008年的3年中，工业企业里国有经济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量比重从10。11％下降到5。00％，减少一倍还多。总产值（当年价）比重从33。28％减少到28。34％，下降15。14％；利润总额比重从43。51％下降到29。66％，下降31。83％；资本总额比重从48。05％下降到43。78％，下降8。89％。职工总数比重从27。19％下降到20。30％，下降25。34％。由于集体企业的比重减少速度更快，因此国有经济减少的部分，就是私营和外资经济增加的部分。这是明明白白地公退私进、社退资进，明明白白地违宪行为。
就目前最红火的房地产企业看，2004年到2007年的3年中（年鉴数字），国有房地产企业企业数减少24。25％，占全部企业数比重从8。06％减少到5。79％。职工人数减少25。93％。实收资本占全部房地产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从15。71％降低到10。12％。也就是说，房地产业本来国有就不占主体，而且比重越来越低。
到2007年，批发零售行业国有企业销售占比重已经只有20。09％，而且主要在石油和烟草销售。一般商品的批发零售几乎见不到国企了。餐饮、宾馆等行业已经不统计国企比重，因为几乎没有了。
建筑业中，2004年到2007年的3年中，国有企业企业数减少18。33％；职工数减少17。88％。产值占全部建筑业产值的比重从25。24％减少到20。83％。
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加上外资银行进入，国有资产占金融业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今年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部分股份后，很多国有银行已经不是第一大股东。
如果扣除教育、文化、政府和社团等非经营机构，中国国有经济在工业中比重不足30％，商业、餐饮、宾馆业、建筑业不足20％，房地产业不足10％，也就是经营性产业国有经济能有25％就不错了。按照前几年每三年减少5百分点的速度，2012年会下降到20％以下，再说是“主导”恐怕就让西方人耻笑了。
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了“国进民退”的道路。到2008年年底，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的最大股东已经是政府。美国第一大制造业通用公司股份中60％是联邦政府拥有。政府影响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伦敦时报》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足以改变国号﹐由大不列颠王国变为不列颠苏维埃（Soviet　
Britain）。因为英国政府开支高达GDP的49％﹔换言之﹐英国经济有一半由政府控制﹐……在英格兰东北部﹐地方政府开支占当地GDP的66。4％﹔威尔士是71。6％﹔北爱尔兰甚至达到77。6％！假如2010年西方继续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这个趋势还会加强。
到2012年，如果中国国有经济不足20％，西方国家达到30％（北欧国家早就超过了），究竟谁才配称社会主义，恐怕还有一争呢！中国工业经济中国有经济资本不重不足40％，产值比重不足30％，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比重既低于5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开始前（国有经济占近代工业的70％），又低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国民政府接受日资资产后，近代工业中国有资产占60％）。究竟现在是社会主义，还是当年是社会主义，恐怕也难讲的。
经济结构是政治结构的基础，当资本家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执政党还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有些古怪。马列主义本土化就搞不清楚在说什么。
80年代到90年代初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叫“搞活国有企业”，这句口号完全符合宪法，而且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这个口号逐步改成“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再退到“搞活大型国有企业”，一步步把地方国营和小国营企业甩掉了，但都让人感觉是没办法。
90年代中后期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叫“国企改制”。改制这个词很含糊，并没说是否改变国企性质，比如上市也叫改制，只要政府控股就不能说别的。但实际上这是打马虎眼，真正的改制是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做法虽无耻，但面上还没敢怎么样。
这次就不同了，体制内体制外对国有经济的所谓“深化改革”，明明白白地说成“国退民进”。私营经济要进，国有经济要退，明摆着就是要国有经济比重越来越低。降低直至取消国有经济，最终消灭全民所有制这种经济制度，在这次所谓改革中已经成为不加掩饰的口号。而这个明明白白违反宪法的口号，竟然政府也喊，而且还要作为操作目标。
一个政府明白告诉全国人民它要亲自违反宪法，这也是亘古未有的事。执政者违法，有做了不说的，没见过敢说敢做的！从做了不说到敢说敢做，看来觉得真没障碍了，真的可以肆无忌惮了，真的能够为所欲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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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海：向高房价宣战
　
本文写于今年年初，针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务院出台一揽子拯救房地产的政策，为亚洲博鳌论坛专题撰写的腾讯特约专文，我把它发表在我的博客上。重读此文，再回顾一年来公众面对的经济社会现实，悲愤、郁闷和豪情一起喷涌而出。以科学理论、学子激情、人文关怀为基本元素，这篇文章也成了《向高房价宣战》一书的编写纲要，并由我收录为本书前言（出版时已有修改）。重读此文，有利于我们变压力为力量，培育起向达官显贵和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的决心。我们的宗旨，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己任，通过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呼吁和有效的抵制高房价行动，彻底轰开维系高房价泡沫和暴利的坚固堡垒，让高高在上的房地产大门为公众敞开，实现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愿望。
房地产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复苏、返航面临的巨大礁石。中国政府寄望继续依赖房地产这一传统引擎拉动日益重要的内需，而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希望房价大幅度回落，或者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以解决居住问题。目前，高房价问题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根本上检验政府“执政为民”的成色，更体现政府领导人大国治理的能力和智慧。
一、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伪命题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申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出台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不过，由房地产业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是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的，还是由作为其上游的规划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材、家居设备等部门创造的，稍微有些常识的都可以给出惟一正确的答案。但是，在一个只允许开发商从事住宅开发的国家，即使是最高政府领导人，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产业判断上，也会出现违背常识的情况。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住房商品化可以覆盖全部城乡土地，如果在坚持严格的城乡统一规划条件下，允许任何经济主体从事住房开发，则在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的中国，绝无房地产开发不振从而拖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发生；而为广大人民诟病的高房价问题，必将在居民自建成本的压迫下，低下它那持久高昂的头颅。
把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需要，当成垄断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借机要挟和财富掠夺的工具，是199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改革之举。其中，医疗、教育改革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心灵和肌体皆被金钱腐蚀的“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群落，以及极其低效但昂贵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目前，中国政府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之下，正在设法修复传统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关系国民经济增长的房地产领域，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始终与公众愿望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在房地产领域，温家宝担纲总理的第一任，就于2003年出台了国务院18号文，将原有房改方案中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列入只有少数中低收入阶层才有可能享有的“保障性住房”，将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驱赶到开发商任意定价的商品房市场，由此中国经历了2003年以来全国房价和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国人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虚假经济繁荣时期。痴迷于高房价导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从而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梦想，现任和上届政府始终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不顾公众降房价的强烈愿望，导致民怨原来越多；而当政者也认为民众不能理解其良苦用心。
在我看来，高房价下的房地产业不仅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
首先，高房价损害了居民消费福利，在高房价下，出现了一些人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局面，影响了一些城市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在高房价下，工人的工资即使上涨，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
其次，高房价必将危及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高房价推动的高工资势必推动商品价格的虚高，将使中国制造业步香港地区的后尘，失去国际竞争力。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产品的出口也将失去扩张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直接影响社会总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效率。房价高了，租金自然大涨，店铺的生存就成了时下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商铺普遍无法生存时，货物必然不能畅其流，失去了“外部需求”的、全球1/4…1/3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必然面临一个更加凶险的环境。由于国内消费被高度压制和阻塞，大规模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