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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旋转的第四堵墙-欧美戏剧史话(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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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整个十八世纪的喜剧都源起于莫里哀。丹麦的霍尔贝格、英国的谢里丹,德国的哥尔多尼都深受其影响,莫里哀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戏剧的范围,他也推动了欧洲文学的发展。哥德曾说:“我自幼就熟悉莫里哀,热爱他,并且毕生都在向他学习。我从来不放松,每年必读几部他的剧本,以便经常和优秀作品打交道,这不仅因为我喜爱他的完美的艺术处理,特别是因为这位诗人的可爱的性格和有高度修养的精神生活。”

  莫里哀在《伪君子》序言中确定了喜剧的使命:“喜剧是以引人入胜的训戒方式,揭露人类缺点的机智的长诗。”“喜剧的责任就是:在娱乐观众的同时,还感化他们。”莫里哀认为:“在你描写人的时候,你必须如实地描写他。他们的形象应该逼真,如果你不能让人从这些形象中认出这是本世纪的人,那你就算完全失败。”他认为精湛的演技要求自然和朴素,他向往现实主义地描绘真实的戏剧,他批评古典主义悲剧远离当代生活和公式化的舞台形象,但是莫里哀对喜剧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古典主义的美学,他并不反对古典主义的规律。

  莫里哀的大部分作品是讽刺喜剧,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他接受了十六世纪人文主义的进步传统,接受过伽桑狄和古代哲学家的唯物论,在同下层人民的接触中形成了民主主义的思想,运用讽刺小人物的喜剧形式嘲笑贵族阶级的人物,讽刺了贵族阶级的守旧、空虚和虚伪。他对下层人物的描写是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冲击。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莫里哀思想上落后的一面,表现在他迎合宫廷趣味而写的喜剧里,他说:“要想艺术得到成功,应该先研究宫廷的趣味风尚;除了宫廷,任何地方也不能有这样正确的判断。”

  莫里哀运用集中、概括和夸张的手法,创造了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莫里哀反对重悲剧轻喜剧的偏见,认为喜剧的任务是“表现人们的缺点,主要是本世纪人们的缺点。”

  莫里哀主要作品有《可笑的女才子》(1659)、《丈夫学堂》(1661)、《太太学堂》(1662)、《太太学堂的批评》(1663)、《凡尔赛宫即兴》(1663)、《伪君子》(1664—1669)、《唐璜》(1665)、《恨世者)(1666)、《吝啬鬼》(1668)、《乔治·唐丹或受气丈夫》(1668)、《贵人迷》(1670)、《司卡班的诡计》(1671)等。

  欧洲古典喜剧的奠基之作—— 《伪君子》

  《伪君子》(一译《达尔杜弗》),是莫里哀的代表名著。写于1664至1669年,这部喜剧遵循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创作原则,是性格喜剧的典范作品,这是莫里哀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标志着作家创作全盛时期的到来。

  主人公达尔杜弗是一个典型的宗教骗子,富商奥尔恭及其母亲都被他虔诚的伪装所迷惑。由于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达尔杜弗因此而成为奥尔恭一家的“上宾”和“精神导师”。奥尔恭的妻子艾耳密尔、儿子大密斯、女儿玛丽雅娜都对达尔杜弗很反感,奥尔泰为了表达自己对达尔杜弗的崇拜之情,竟然要撕毁女儿的婚约,把她嫁给达尔杜弗。达尔杜弗却下流无耻地去勾引艾耳密尔,大密斯知道后痛斥了达尔杜弗并告诉了父亲。但奥尔恭却执迷不悟,一怒之下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把财产全部赠给达尔杜弗,并把大密斯赶出了家门。为了让奥尔恭认识到达尔杜弗是个骗子,艾耳密尔巧施计谋,让奥尔恭亲眼看到达尔杜弗向自己调情的丑恶表演。直到这时,奥尔恭才清醒过来,要把达尔杜弗赶出家门。达尔杜弗不但已经夺得了奥尔恭的财产,还掌握了奥尔恭为一个政治犯藏匿信物的秘密。他却反咬一口,向国王告密,企图陷害奥尔恭,英明的国王深明大义,下令逮捕了达尔杜弗,并赦免了奥尔恭。

  《伪君子》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欺骗性。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达尔杜弗这一形象是莫里哀最高的艺术成就之一,集中体现了宗教伪善的丑恶。达尔杜弗“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口头上宣传“苦行主义”,可一顿饭能吃两只鹌鹑和半条切成细丁的羊腿。他以伪装虔诚和故作自卑的假象博得了奥尔恭的信任,关于达尔杜弗的苦修是这样描绘的:

  有一天他祷告时抓住了一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应当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掐死。

  他要道丽娜把袒露着的胸脯用手帕遮起来,以免引起邪恶的念头,但不一会,他又试图引诱奥尔恭美丽的妻子艾耳密尔,要她相信“享乐并不是罪恶,”道丽娜聪明而率直地揭露了达尔杜弗说教的违反人性和反自然的本质:“假如你听从他的教诲,不论做什么都成了罪过。”莫里哀给这个伪君子穿上教士的黑袍,使剧本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十七世纪中叶,法国以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皇太后安纳·多特利史为首,组织了一个“圣体会”,他们搜集那些被认为形迹可疑的人的材料,以达到陷害他们的目的。作者通过达尔杜弗这一形象,表现了当时法国社会占有特殊地位的僧侣阶级的本质特征,揭发了宗教秘密组织——“圣体会”的罪恶面目。宗教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毒害人民的工具,具有欺骗的性质,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无恶不作。他们行动准则是:“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私下里犯罪,不叫犯罪。”在达尔杜弗身上,生动地概括了宗教骗子们的本质。

  《伪君子》最主要的喜剧特点在于其讽刺。在剧本中,莫里哀除了对教会反动势力进行讽刺和揭露外,对封建家长制作风,资产阶级愚蠢专横的面目,法庭的不公平也加以讽刺和抨击。莫里哀通过奥尔恭的嘴,揭露了达尔杜弗说教的反人道性质:

  谁追随之后,便能享受到内心的幸福,世界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象粪土一般。

  自从和他谈话以后,我完全换了一个人;

  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要爱恋;

  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

  当达尔杜弗表示怕看道丽娜穿袒胸衣服时,她嘲笑说:“你就这么禁不住引诱,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不过我,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你那张皮也动不了我的心。”莫里哀还通过剧中人物的揭发和点破,达到讽刺的效果。“高度悲剧性”的喜剧——《吝啬鬼》

  《吝啬鬼》发表于1668年。是一部五幕散文体喜剧。它是莫里哀最有力的作品之一,把资产阶级爱财如命的本性描绘得漓淋尽致,把讽刺资产阶级的主题推向一个高峰。

  《吝啬鬼》集中刻画了阿尔巴贡的形象。剧本继承了古代的文学传统,运用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史料,阿尔巴贡的原型是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守财奴的形象。阿尔巴贡是一个高利贷者,他嗜钱如命,吝啬刻薄,他要儿子克莱昂特娶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给昂塞耳默公爵,都是为一个“钱”字。阿尔巴贡想娶年轻美貌的姑娘玛丽雅娜为妻,而玛丽雅娜正是克莱昂特的情人。为了帮助玛丽雅娜,克莱昂特偷走了阿尔巴贡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使阿尔巴贡气急败坏,痛不欲生。他怀疑是管家法赖尔偷了金币,但却发现法赖尔正同自己的女儿恋爱着,克莱昂特表示,只要阿尔巴贡同意自己的婚事,就把一万金币还给他。这时,昂塞耳默前来同阿尔巴贡的女儿签订婚约,而昂塞耳默是法赖尔和玛丽雅娜的父亲,在他的主持下,两对青年男女签订了婚约。

  《吝啬鬼》成功地刻划了资产阶级贪婪吝啬的丑恶本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吝啬作了卓越的剖析。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这是每个资本主义暴发户必须个别通过的历史阶段——致富的渴求与吝啬当作绝对的情欲,在支配着。”这说明莫里哀所塑造的阿尔巴贡的典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阿尔巴贡发现被盗之后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最能表现资产阶级贪婪、吝啬、爱财如命的本质:

  捉贼!捉贼!捉凶手!捉杀人犯!王法,有眼的上天!我完了,叫人暗杀啦。叫人抹脖子啦,叫人把我的钱偷了去啦。……我可怜的钱,我的好朋友……既然你被抢走了,我也就没有了依靠,没有了安慰,没有了欢乐。我是什么都完啦。……我再也无能为力啦,我在咽气,我死了,我叫人埋啦……

  我要告状,拷问全家大小:女佣人、男佣人、儿子、女儿,还有我自己。这儿聚了许多人!我随便看谁一眼,谁就可疑,全像偷我钱的贼……我找不到我的钱呀,跟着就把自己吊死。莫里哀通过大量细节和夸张的描写来刻画阿尔巴贡吝啬的性格特征。当他请客吃饭时。他吩咐佣人用八个人的饭菜款待十个人,在酒里要多羼水,不能对客人劝酒,要等客人口渴要喝的时候再斟酒,还要准备一些客人一吃就腻的菜肴。作品还揭露了阿尔巴贡由于贪婪和吝啬而丧失了人性和人格,当别人夸他身体棒:“不但能亲身埋葬你的儿女,还能埋葬您儿女的儿女。”时,他竟高兴地说:“那太好啦!”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吝啬人》中所有其他的人物只是宣传吝啬是一种缺陷的配角,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是过着自己生活和为自己而生活——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更好地烘托出那喜剧的主人公而臆造出来的。”

  莫里哀的喜剧性冲突也对资产阶级贪婪吝啬的本质有所表现,阿尔巴贡放高利贷正好放给自己的儿子、他们父子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他们在金钱上的冲突:

  阿尔巴贡:怎么,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甘心走这种万恶的绝路的就是你。

  克莱昂特:怎么,我的父亲!干这种丢脸的事情的就是您。

  阿尔巴贡:借这种违法的债来败家的就是你?

  克莱昂特:想用这种罪恶滔天的高利贷来发财的就是您?

  阿尔巴贡:干了这种事之后,你还敢站在我面前?

  克莱昂特:干了这种事之后,您还有脸见人?

  莫里哀通过这些戏剧冲突反映了在金钱统治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父子间关系的实质,揭发了金钱的罪恶和拜金主义者的愚妄。

  意味深长的批判

  ——其他喜剧作品

  《可笑的女才子》(1659),是一出独幕散文体喜剧,这出闹剧风格的喜剧取材于现实生活,讽刺了巴黎上流社会流行的附庸风雅的恶习,莫里哀不仅嘲笑了矫揉造作派的语言,并且也嘲笑了他的姿态,用自己的喜剧摧毁了法国的矫揉造作风格,写一对青年分别向一个外省资产者的女儿玛德隆和她的堂姐妹卡多斯求婚,因为不会贵族沙龙那套谈情说爱的语言,被拒绝了。他们的仆人扮作侯爵和她们赋诗论文,她们佩服的五体投地,这对青年揭穿了仆人的恶作剧,使她俩羞愤交加。诗人梅拿土看过《可笑的女才子》演出后对诗人沙普伦说:“我们,您和我,都赞许过刚才这样巧妙,这样清醒地尖锐批评了的蠢事……我们必须毁掉我们崇拜的一切,重新崇拜那些我们以前毁掉过的东西。我预言过的事终于发生了,在这首次演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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