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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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2)
在美国,孩子们从进入小学开始,老师就会不断布置一些让同学们合作完成的作业,学生间会组成各种课题小组、合作小组,要么是去制作一个沙盘模型,要么是去完成一个实际观察。在这种作业过程中,孩子会听到同伴的不同意见,会看到同学的不同做法,他们会争执,会冲突,会不愉快,可能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达成和解,或者可能达不成和解,但是他们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业的分数),而达成妥协,最后向老师提交他们的合作成果。
我的儿子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让他们制作一个复杂的小型风洞模型,儿子和其他三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合作小组,四个孩子日以继夜地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交出作业时,儿子满怀兴奋地期待老师的赞扬。
然而,他的物理老师并没有赞扬他们的“杰作”,而是这样对孩子们说:“你们的聪明和才能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们给我的最大的震惊不是你们做出的这个模型,而是你们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表现的高质量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技巧。你们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做不出来。请你们记住,现代科学研究事业对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与人合作。只有合作,一个人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个事业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获得成功。不会合作的人将一事无成!”
我们对孩子进行过这样“联系实际”的道德教育吗?我们的道德教育,很多时候只是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标准,而没有达及这个标准的目标说明,更缺少达及这个标准的方法指引。我们的孩子们在那种只有标语口号式宣传和倡导的“道德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社会风浪的冲击下,其品德修养也往往显得虚弱无力,最可怕的是,孩子们为达及那个虚渺的“高尚”标准,赢得世俗的某种赞扬和某种荣誉,有时甚至会动用手脚,变得虚伪。
还是以我们在各种场合都会说到的“团结”为例,我们的教育笼而统之地从小学时代就倡导着孩子们要“团结”。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面上,口是心非,尔虞我诈,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窝儿里斗,暗扎针儿,不都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玩得极其娴熟甚至已经到达普及程度的实用技术吗?
一个几乎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共识”的说法是: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牛蹄子,三个人就是一堆沙,这究竟是为什么?
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仰天长叹:是社会教坏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从那时再往后几年的时候说这个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社会的责任推给旧中国。但是,新中国建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吗?现实的教育还能够一干二净地推卸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该更多一些务实的内容,根据孩子们成长生理和心理特点,从塑造孩子们基本的人格品质开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让孩子们走向善良、正直、宽容、负责。
美国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么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养教育,甚至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陶冶和训练。于是,他们会一边用各种方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善美,同时,也会用一些强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个好人。这与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儿子进入高中后,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不是去看书,而是去义务劳动,帮助整理图书,输入资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扫卫生,做各种杂事。这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他懒着哪!他去公共图书馆工作,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性作业”。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要想进入大学,必须拥有作为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服务性工作的经历,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标准。一位美国大学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他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注重“志愿者服务时间”这个指标。他说,一个孩子能否关注他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孩子今后能否有大的造诣的前提条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么专业,他都需要把为人类工作当成目标和动力。
我们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们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要在200小时以上。这个时间长度可不是咬着牙参加一两次我们中国的那种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就能算数的。要想达到规定的要求,孩子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为自己生活的社区作“奉献”(不管你有私无私)。
美国的高中生必须完成这个“作业”。你可以去养老院当清洁工,也可以作残疾人学习的辅导教师,可以给小学校义务修剪花草,也可以给教堂粉刷墙壁。只要你“献爱心作奉献”就行,社区的各个机构都会帮你实现你的“善良愿望”。
——你就留心着去找能够当雷锋的地方干活去吧!干了好事,有专门机构为你记录时间,这些记录和评价将和你的学习成绩一起交给你的中学,作为你是否能够成为合格毕业生的标准之一,也将成为你进入大学时的录取标准之一,这就是你的操行评语,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鉴定”。
咱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时候,老师给学生写个评语,一般来说全班的学生的评语基本大同小异:“思想上进,乐于助人,谦虚谨慎,学习努力……”这样的鉴定,很多人的档案里都有不少,然而,谁能从这样的鉴定当中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呢?
说美国人不讲宣传,不讲政治,不讲思想改造?那是不了解美国!看看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的就职演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宣传教育不仅仅存在于总统的演说中,在学校,在教会,在社区比比皆是。就连美国电影这种“纯粹娱乐”的东西中,都会毫无例外地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的道德标准,美国的理想目标。
然而,他们敦促和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根本途径,是让人们去了解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你知道你和社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3)
198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那年夏天,黄石公园着了一场大火。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仍然无助于事。大火向着更大的区域蔓延,美国这个最大的国家公园面临毁灭的厄运。
专业消防人员已经显得杯水车薪,有关部门不得不发出招募灭火志愿者的通知,每小时的工资是7美元。我记得当时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5美元,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餐馆打工每小时也能挣到7美元。
我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也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告,看着那张通告,我在想,有多少人会去冒着生命危险干这每小时7美元的灭火工作呢?
然而,没过三天,又有一个告示贴出来:报名已满。一些想报名的人还没有机会了。
对美国人来说,参加志愿灭火队没有任何额外的优惠补助,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来说前去灭火还要影响学业,这不仅是时间,也是金钱。
然而美国青年人为什么这样“见义勇为”?
我问过一个当了灭火志愿者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你们不是觉得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吗?而你们去干这样危险的志愿者工作,到底是为什么?”
那位朋友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我不了解别人,我还是为自己。我非常爱我的女朋友,我们会结婚,我们都想要孩子。如果黄石公园真的烧毁了,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就永远不会再看到这片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美丽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对我说,我们去黄石公园看看吧。我告诉他,黄石公园在1988年的一场大火中毁灭了。孩子就可能会问我:你们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拯救它?我们说什么?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去保护黄石公园,为我和我所爱的人、为了我们今天还没出生的孩子能够永远看见地球上这个美丽的地方。”
我明白了,志愿者们不是在灭火与7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甚至是孩子的未来进行选择。
接受过完整教育尚且比较正常的美国人大多是这样看待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他们需要这个社会,依存于这个社会,因此他们能够自觉地爱护它,心甘情愿为它付出。
我在想,我们是否向我们的孩子们揭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家庭利益与整个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是否让孩子们了解了个人、家庭与祖国之间生死与共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
我们的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摆脱了那种虚无飘渺的纯粹的“精神倡导”,什么时候让孩子们领悟了道德修养与切身利益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才能锻造出真实而不虚伪、自觉而不造作的高尚灵魂!
一个民族何以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
应该说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国度。然而我们两个国家对孩子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如此大相径庭,差异之根源或许就在于对人的价值认识不同,对教育的功能认识不同。
我注意到,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把教育改革视为他执政第一年内的两项最重要的“内政议程”之一。
2002年1月8日,布什签署了一个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的教育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号称是对1965年以来美国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法案》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它摆开阵势,要全面提高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它要求从2004~2005学年开始,全国所有三到八年级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各州政府的阅读和数学统考。所有学校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与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各校必须缩短穷人与富人、白人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分数差距。
这个法案颇有些一反美国教育传统的架势,把咱们中国的“统一考试”也给请出来了!但是千万别以为美国是向咱们中国人看齐,要搞“应试教育”。美国这个尊重实用主义的民族只是使用了一个他们的过去未曾普遍使用的方法,他们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弥补他们教育的缺陷。面对自己的问题、缺陷、失误,他们敢于反省自己,敢于批判自己,敢于对自己实施治疗。这种精神不仅来源于理性,而且来源于自信。
在中国近年来呼吁教育改革的滔滔声浪中,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中国这样的教育方式哪儿不行了?不是也培养出大批人才了吗?不是也出了那么多科学成果吗?
的确,我们中国教育不仅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