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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中国焦点问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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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给大家四句“箴言”:“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小节。”    
    “这样,自己的命运就会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侯磊断言说,给所有的同志打了保票。    
    会场上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最后,侯磊说了掏心窝子的话:“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要防止滑入这条死路,必须把握自己,管好自己。人,最了解的是自己,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最能把握的是自己,最不能把握的也是自己。世界上最可靠、最管用、也是最难的是把握自己、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安全无虞;放纵自己,危险在即。每一名党员干部对此都应该清醒再清醒,珍重再珍重。”    
    演讲结束。    
    题目是:《把握自己,管住自己,走好人生之路——反面教员李真的警示》    
    他退出场去,留下了一片沉重的思考。    
    


李真受审纪实尾声

    侯磊“解剖”了李真,陈晓颖征服了李真。    
    陈晓颖留在了李真的思念里。    
    当然李真被捕以后,让他思念的人很多,但通过案件的逐步暴露和深入揭发,有些人已经转换了角色,从思念的对象变成了仇恨的目标。陈晓颖则是从“敌人”变成朋友的一个代表。所以那思念是很新鲜和迫切的,并且是目前情况下惟一能够给予他勇气和力量的人。所以他不仅思念,还要时时地挂在嘴上,说陈组长是个“哲人”。    
    侯磊检察长曾对陈晓颖开玩笑说:“现在李真表扬你的次数,比我还多。”    
    是的,我们的专案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陈晓颖,净化了李真的心灵,拯救了他的灵魂,使他从肉体的欲望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他把自己洋洋万言的忏悔叫做《心灵的忏悔》。    
    “哲人”,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要当一个好的检察官,不仅应该是一个法律知识的拥有者,还应该是一个世事洞明的哲学家。任何学科的最高汇聚点必然是哲学,其顶尖人物必然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健全的哲学家。很难想像,只强调执业中的技术素养,而忽略了执业中的人文素养,能成为一个时时要跟人打交道的优秀的检察官。    
    李真在《心灵的忏悔》中是这样记述陈晓颖这场灌顶醍醐式的谈话的:“陈组长的首次提审使我至今难以忘怀,记得他非常真挚地讲到……听了这些真诚而恳切、纯朴又高尚的正义良言,使我深受感染。我由衷地感受到,对我的感化、拯救绝非是用一种方法和技巧,而是充分体现出一种诚挚、善良、人的美德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看到他们工作中严肃认真、不辞辛劳、无私无畏的敬业状态,深感自己是那么渺小。”    
    “我发自心底地说:曾是专案组的领导,一位高尚的哲人,用人性,用对亲人的责任,唤醒了已绝望的我对生命的无限渴望,然而他更用正义、良心、对国家对民族极为负责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心灵深处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此时我已不仅深对自己的罪过痛悔,对河北大案所涉及的腐败分子尽己所能彻底地检举,而是诚恳地向党请求:将我处以极刑,用我曾可耻的一滴血谢罪国人,也算是我向党和人民深深忏悔后的补过吧!这是我的心灵之声!!!”    
    有记者采访陈晓颖,要求用最简短的话,说出查办李真案件的体会。    
    陈晓颖说:“那我可得用闪光的词儿了。”    
    记者说:“用吧,没关系。”    
    陈晓颖说:“忠诚。”    
    记者一把握住陈晓颖的手:“哥们儿说得忒好啊!”    
            (选自《报告文学》2003年第4期)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农业部的大门

    你代表谁    
    唐维君: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    
    ⊙蒋 巍    
    唐维君抱臂瑟缩在冬寒里,又一次绝望了。整整5年,他往来奔波数万里,从乡、县、地区、省,如今一直告到国务院的农业部——这就是老百姓眼里的“天”了,但他连门槛都没能迈进去。真是告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么?唐维君一屁股坐到人行道边,枯瘦的脸上泪水纵横。从这天起,他萌发了“以死鸣冤”的念头。    
    绝不是危言耸听。本文所述的案情能否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关系到本文主人公唐维君的生死存亡。他觉得他太苦太累了,没指望了。为求得生存的权利——也就是一个农民种地的权利,从黑龙江的边远县城到首都北京,他奔波在告状之路上整整5年而毫无结果。此刻,2003年的春绿已经悄然绽放枝头,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播种了,而他无钱无力做一个农民应该做的事情,枯瘦如柴的唐维君在我面前又一次哽咽难言。他的眼神充满绝望。现在,求助舆论的呼吁和支持,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他等来的依然是冷漠、推诿、谎言和毫无实效的成堆公文(目前已有半米高),他决定在2003年的某一天,把100份诉状撒出去之后,在地处哈尔滨市花园街的黑龙江省委大院门前剖腹自决。    
    他已写好遗嘱。在我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枯草般佝偻着身子,双泪长流,泣不成声。听罢他的案情,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选择死亡,在他已是一种解脱。从曾经的坚忍不拔、豪气万丈、百万富翁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死亡就是最后的坚强与抗争。但愿本文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和他全家老小,因此面对电脑屏幕,我深感沉重和沉痛。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高度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    
    农业部的大门    
    时间:2002年11月25日上午9时30分(请注意,此时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10天,全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决定)。    
    地点: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农业部大楼门前。    
    这一年北京是个多雪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来自哈尔滨的律师蒋与前来上访的黑龙江省农民唐维君,站在飒飒寒风里,通过传达室小窗口的电话,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种子处干部L同志通话。    
    蒋律师说:“我们从报上看到农业部对全社会公布的农业生产资料打假电话,前几天就给你们寄了材料。现在我和农民唐维君到北京了,希望能到办公室向您当面汇报案情。”    
    L同志说:“办公室要搬家,屋里很乱,不必了。”    
    蒋律师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我和被假种子坑害的农民大老远从东北跑到北京来,请你抽几分钟接见我们一下就行。”    
    再三恳求,对方依然拒绝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进入农业部大楼。    
    L同志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现在全国种子的案子很多,找我们的也很多,其实找我们没多大用处。我们说话,还不如当地一个小县长算数。我们只能把你的材料批转给黑龙江省农委去处理。你们回去等着吧。”    
    蒋律师说:“唐维君这个案子横跨三省,已经拖了5年,恐怕只有农业部出面才好解决。”    
    L同志说:“我们作为农业部的一个处,只有几个人,不可能直接办案,只能交地方处理。我会把材料转到黑龙江,你们还是回去找地方政府解决吧。”    
    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站在寒风嗖嗖的院门口,与L同志通话整整20分钟,好心的传达室把入门证都开好了,但农业部的大门始终没能进去。    
    12月6日上午11时,蒋律师再次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依然无法得到理解。本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笔者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拿过电话。听得出L同志很烦,很恼火,他的答复依然冷漠:“地方农业部门办的事情,我是农业部的普通工作人员,能管得了吗?干部都归地方任命、管理,农业部只能是业务指导,你们纠缠我们有什么用?”    
    L同志脱口而出的“纠缠”这个词,用得真是妙极了,恰到好处!它不仅揭示了某种作风的本质和极致,代表了某些政府机关公务员嫌老百姓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麻烦”的一种极不耐烦的情绪,同时也透露出人们对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县官不如现管——的无奈。如果堂皇而优雅的大机关里没这类“麻烦事”,只有阳光、茶水、晚报、聊天,只有笔挺的西服革履和端庄的会议和公务,再加一点遥远而刺激的来自本·拉登或美国佬准备攻打伊拉克的新闻调料,周末偶尔与三五好友聚聚餐,该是多么惬意和轻松。    
    “纠缠”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我不能不表示愤怒,我向L同志郑重指出:“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想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冷漠的衙门,你究竟代表谁?!”    
    由此,我认为,本案的严重性及其所具有的警醒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唐维君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就是笔者决定介入此案的基本动因。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1)

    “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十六大报告最后的一句话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呵!在慷慨悲歌的20世纪,人民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这句话所表述的追求与理想。如果一个人大半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如今刚刚踏上小康之路并且开始期望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我们是毁灭他的期望,还是为他的追求鸣锣开道呢?当他因为天灾人祸,重新沦于苦难的深渊,我们是鼎力相助还是漠然置之呢?无疑,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存的权力,尊重他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毁灭人的幸福和期望,那就不叫共产党!    
    唐维君,今年42岁,他的祖祖辈辈包括他的前半生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种饥寒交迫的灾难是我们都知道并且可以想见的。小时候,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莲花乡,唐维君勉强上了3年小学,因为饿,因为穷,便早早地扔下书本,下大地当劳力用了。曾因偷吃了家里半块玉米饼子,他让爹打得血肉横飞,因为那是给病中的小弟弟留的。结婚后,住漏雨的土坯房,烧柴草取暖,两口子带两个孩子,继续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日子。除了老老实实地种地打粮,没有别的本事。改革开放了,机会来了,那时还年轻的、有点儿文化的唐维君不甘穷困,瞪一双眼睛到处找发家致富的机会。1987年,举家北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的引龙河农场,包了300多亩地,又流血流汗开了200多亩荒,两口子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庄稼地里。到1995年,唐家已拥有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一套农机具、一辆东风140货车。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让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995年阳春3月,有亲戚来找唐维君喝酒,酒桌上,亲戚拿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紧临中俄边界)呼玛县政府的一份红头文件(呼政发〔1995〕10号),给唐维君看,说:“有个发财的地方,你去不去?”该文件说:“为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及县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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