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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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独岛腿返�3卷第9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二、融中原文化，沐欧美风雨——文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赖和虽然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有着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他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他说：
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由文学史的指示，所谓中原文学，实际、雍容、雅淡的态度，在一时代，受到北方，悲凉、慷慨、雄壮的影响，气质上增益些强分，又受到南方，理想、优游、致密的淘化，词彩上添些美质，后再受到佛学的影响，渗入很浓的空无色彩，最近又被沐于欧风美雨，生起一大同化作用。（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即是说，中国文学是在中原文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地区文学的新鲜血液和有益滋养而发展起来的，向别民族文学学习优长，正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如果不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进化了，范围扩大了，而精神生活内容充实了，眼界拓展了，就不可能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会有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这些，正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文学有“西洋风味”、“牛油臭”，正是中国文学的进化。既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现代化了，固守旧文学阵营的“某老先生”也利用到“汽油的臭味固很强”的报纸，（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那么，“新文学的构成，自然结合有西洋文学的元素”，（同上，第92页。）则是必然的了。
三、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新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赖和认为，“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家是以“民众为对象”，以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为宗旨，其作品“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新文学“较有活气、较有普遍性、较易感人、较易克完文学的使命”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描写对象是社会生活，是“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的；自然界里、群众中间，拾取题材”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同③，第90页。。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是既有的事实，将其描写出来，也是艺术。这正是新文学才能克竟的功能。
四、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赖和注意到了文学的功用，他说：“吾们要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须要脱出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创造文化生活才能够达到。”赖和：《未命名（吾们）》，《赖和全集》第2卷第20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而新文学则更具有社会功利性：“我们是要唱道（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学是顶适用的工具。”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宣传作用、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接受对象主要是民众，是要“输许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人们”同②，第206页。。因此，“她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像老妪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语曲，都有其文学价值，“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的诗歌之下”同③。。新文学因为包含了这些内容，才愈有普遍性，愈见着精神和热血。
五、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台湾新文学的性质
认为“文学革命之呼声渐起，新旧思想之冲突渐烈”是近年来台湾发生的不容忽视的重大事情，而台湾的文学革命即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受世界潮流的冲击，更是始终追随着祖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脚步。由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在时间上是紧随在大陆新文学运动之后，在其发展的步骤上，也和大陆新文学运动并无二致，由提倡“文字的改革”开始，继而进入“文学的改革”，因此，有人断定，“它的发轫，殆是原原本本抄袭五四后的文学革命运动”王诗琅：《台湾·祖国的文化交流》，原文发表于1949年7月《新希望》第20期，引自张良泽编《王诗琅全集卷九·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页。，甚至“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台湾版”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6月版，第544页。。赖和尽管没有说得这样明白，但毫无疑问，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所以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才会有“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脏物”之说。这里的“创作”是“创造”之意，赖和认为台湾新文学不是台湾本土的创造，而是输入品。有人根据同一篇文章中“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一说，歪曲赖和之意是说台湾新文学所输入的是“西学”，而非中国新文学。事实上，这句话中的“新文学运动”并不特指台湾，而是泛指中国，这只要对照下面一节谈旧文学，提到先秦、楚辞、汉赋、唐、宋、汉民族、汉人种，等等，就很清楚了。而再下一节，谈到“现时的作品”，特地加上括号里的“台湾”两字，说明这里是特指。赖和本人，也是在祖国新文学运动的辉煌成果的鼓舞下，拿起笔来开拓台湾新文学天地的。他说：
现在的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明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的大炮，所轰废了。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七十二生”应为“四十二生”之误，是英文centimetre的音译。这段话来自陈独秀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革命论》，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激情地高呼：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不容否认，赖和受陈独秀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不少论者都认为，赖和在与反对新文学者的辩论中，一再强调进步的文学观，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合流的。这是有根据的，可以用赖和的原话作为佐证：“新文学在中国是经过了讨论时期，在开始着建设的工作。不须更引彼时所讨论的例，来辩护解释，空占许多篇幅。”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这是在与“某老先生”辩论文章结尾处所写，意思很明白，自己与“某老先生”的争论内容，已在中国新文学讨论时期涉及过，所以，无须多费口舌。这亦证明了，在赖和心目中，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同辙合拍的。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用杰出的创作实绩艰苦地拓荒，另一方面也颇为重视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虽然其观点比较零散，没能形成系统，但亦不失成熟、稳健，很有说服力，为新文学在论争中战胜旧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节 呕心沥血的付出——新文学运动的推展
怜悯和叛逆是赖和个性的基调，也是以后他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赖和的胸膛里，有一颗同情弱者的慈悲心。王诗琅说：“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见了贫困的人们悲惨的生活就不禁叹息的人道主义者。”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他对穷苦病人的不吝救治，正是出于此，而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以殖民地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但赖和并不仅仅是叹息。
我们知道，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据1895年日寇强占台湾已经二三十年。在此之前，丘逢甲、唐景崧、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罗福星、余清芳等人不断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遭到失败，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确立，统治力量遍及全岛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台湾“不愿异族统治的民心，仍然如故”。（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5页。）由于日本统治者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此时早已平息，可抗日民族运动并未停止，只不过转换了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个阶段。新反抗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多种多样，有政治运动、启蒙运动、妇女运动……而最先最引人注目又是最有成效的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则又是新文化运动相当重要的一环。
早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与政治运动、文化运动融为一体的，拥有共同的队伍、共同的阵地，属于共同的社团。如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台湾文化协会就是这样的团体，而《台湾民报》（及其前身）也是这种性质的综合性刊物。这点与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开拓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参与这些团体的知识分子，因忙于各项政治、文化活动，多无暇顾及这种“缓不济急”的文学创作工作。纵有少数涉笔者，也是把文学看成是工具，欲藉此推展政治、文化运动。所以，“此期的文学是附庸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及民族开放运动之下，并非纯粹的文学运动”。（黄得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台湾）《大学杂志》1974年11月第79期，第28页。）
从1931起，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开始低落，渐渐走入低潮。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台湾，殖民当局也加强了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大举搜捕台共分子，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合及台湾工友总联盟一蹶不振，台湾文化协会也被迫解散。左翼的社会运动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全面的压制而无从开展，新文学运动遂成为代替社会运动的惟一出路。据当事人张深切在其自传《里程碑》中说，1934年，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他“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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