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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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同①。
陈建忠由此得出结论：“鲁迅的话其实很真实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说：中国人需先处理中国的问题，而台湾人则需靠自己的能力思索、寻找前程。也就是从这个历史现实出发，鲁迅与赖和才发展出他们同是先觉但各有关注焦点的思想特质。”
众所周知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应付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九·一八事变、以及列强虎视眈眈的瓜分中国大陆的局面。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国民政府对1895年腐败的清政府经《马关条约》而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确实是没有余力给予更多关注，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忘记了台湾这块被割占的领土，也不等于将台湾当成了另一个国家的事。如果台湾不是关乎中国的事，那么鲁迅又何至于会感到“创痛”和“苦楚”呢？而且鲁迅说的是：“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暂且放下”只是说暂时没有能力关注台湾的事，但并不等于中国以后有能力了，有机会了仍然不关注台湾的事。对于台湾这块被迫从中国割让出去的土地，鲁迅和所有中国人始终都没有忘记。而且鲁迅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直为中国的最终强盛而奋斗，始终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统一。而陈建忠能将鲁迅的话曲解到这样的地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陈文在对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分析后，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得更明白一点，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是一开始就不怀希望的，因为他从不曾在小说中表现出一丝来自于一般农民与下层民众觉醒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对觉醒的不抱希望，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也就是对这种看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他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一般，昏睡的人是至死都是昏睡的，但醒来的人却清醒地与之俱亡。而关于这些觉醒者的具体形象，在《彷徨》小说集中有着集中的呈现，特别是在系列的‘归乡小说’当中。”
这个结论也是荒唐的，站不住脚的。鲁迅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早期小说中对于国民性的揭露确实有陈文提到的那些方面。但是鲁迅绝对不是陈文所说的那样，陈文只分析了鲁迅早期的小说，为什么不分析《故事新编》中的小说？为什么不读读鲁迅的《文学与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许多杂文？那些文章中，鲁迅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劳工大众身上，认为人民才是中国的希望，这都是鲁迅著作中一再强调的。即便是早期的《药》这样的作品中，陈文分析到最后，难道忘记了夏瑜坟墓前的那个不知什么人敬献的花圈吗？那象征意义的明显恐怕也不容否认吧。
其三，陈文还在分析鲁迅小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说明了，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其实改变得极少，而为这难以撼动的传统包围的启蒙者，终于也要如泡沫融化于其间。”历史的真相是不容任意抹杀的，事实上，中国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国家的改变不是陈文所说的“改变得极少”；而是改变得很大，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国民观念的改变，因为“民主共和”、“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等现代思想已经开始在国民中生根发芽，而且中国人民正是借这些思想的启蒙，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取得了抗战胜利，收回了台湾，终结了内战，从而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彻底终结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
其四，陈文还提到这样荒唐的观点：“鲁迅小说实际上已被视为现代中国‘感时忧国’文学的滥觞，如前所述，这些小说其实是从对辛亥革命的失望里生长出来的一种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陈文认为鲁迅小说可以当作“国家寓言”来解读，这也是运用了后殖民的理论，这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何解读鲁迅小说，则陈文却采用了歪曲的手法。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始终充满忧患意识，这已经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所证明，鲁迅小说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鲁迅小说对黑暗的揭露，对国民性的批判，正是为了将黑暗和丑恶暴露于阳光下，他作为一个精神界战士，目的就是为了暴露黑暗，从而争取光明。陈文企图用一些后殖民主义的华丽术语，譬如“一种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之类的东西来混淆视听，这太肤浅。鲁迅从来没有对中国、中华民族失望过，他之所以在作品中，常常揭露黑暗，一是时代氛围使然；一是他对于国民性中的弊端，确实常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在其间，但是鲁迅的小说从来不是什么“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世界上的确存在“国家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但任何有良知的文学家都不会否定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如果世界上真有那种陈文提到的“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那绝对不是鲁迅创作的文学，而只能是为当今台独分子津津乐道，甚至企图做翻案文章的“汉奸文学”和那些为日本殖民者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所创作的“皇民文学”。
其五，陈文认为：“《彷徨》出版之后，鲁迅再也没有创作新小说，他为何停笔至今仍无定说。”事实上，这结论也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属于一个“硬伤”，因为在30年代，鲁迅还创作了小说集《故事新编》。
其六，是关于赖和和鲁迅比较后的结论也存在谬误。虽然陈文对赖和作品的分析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像以下的结论：“至于赖和在殖民地台湾思索的‘现代性的危机’，则与鲁迅对启蒙、现代性等价值的肯定有着不同的态度。由于是在殖民地，启蒙现代性等价值本是随着殖民者而来，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学校学习这些知识，一方面却也笼罩在接受‘进步/野蛮’等二分法的价值体系与驯化于殖民体制的危机当中，赖和能指出这些危机说明了他对殖民教育机制当中‘知识/权力’之关系的思考是具有本土主义色彩的，这一思想特质显然是来自于赖和对自我及当时最接受启蒙价值之知识分子的危机的一种洞见。不过，由赖和的狱中自白来看，在殖民地要想维持一种恒然批判的角色恐怕是很难的，因为殖民者将以国家暴力加诸其身，如果说赖和与其他台湾知识分子曾经对殖民主义的暴力性格感到恐惧与自卑，也必须由台湾现实的环境中来加以理解，和鲁迅身处的中国来相较，毕竟台湾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无所逃于天地间的殖民地社会，此一思想特质实为赖和较难为人所知（或亦不愿知）的部分。”
事实上，赖和深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经常阅读各种大陆新文化运动中的刊物，不仅自己创作新文学，而且还培养杨守愚、杨逵等新文学作者。赖和所接受的新文学观念和现代思想，前文已经说过，很大程度上是从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的，和鲁迅是一脉相承的，绝对不是受日本殖民教育所获得的。
至于陈文一再“强调两人在不同历史与物质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特质之现实指涉性。同样是追求群众的精神与身体的解放，追求中国或台湾人的思想启蒙与家国现代化，鲁迅把知识分子引介的启蒙价值视为一帖重药，强调启蒙对中国人生存于世界的重要性；而赖和却意识到过分相信启蒙价值的真理性很可能带来认同的错乱，并且愈加巩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对陈文关于赖和的这一结论，明理的人恐怕都无法苟同。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台湾，赖和始终是一个揭露黑暗、争取光明的民族主义战士。赖和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正是因为在台湾的殖民教育下，出现了一批崇洋媚日，数典忘祖的“皇民知识分子”，所以赖和才一再表示担忧。因为这种“皇民思想”的出现，真的会导致陈建忠所说的“带来认同的错乱，并且愈加巩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情况，赖和自然忧心如焚，要对这样的所谓的“带有启蒙性现代性”的“皇民思想”进行质疑和批判，因为这种“皇民意识”观照下的“殖民现代性”，正是可以愈加“巩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要区分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价值的真理性”、“现代性”和“皇民意识”观照下的所谓的“启蒙价值真理性”，陈建忠故意将之混淆，将赖和启蒙的良苦用心，歪曲成“皇民意识”观照下的“启蒙性”，其用心真是不难揣测。
了解了陈文这一章的实质，就不难把握全文的面貌。
参考书目
1。 《赖和全集》，林瑞明编，（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2。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
3。 《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4。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
5。 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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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许俊雅：《台湾文学论——从现代到当代》，（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
15。 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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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8。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后 记
本书的选题，是在本套丛书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遐秋女士的不懈努力下促成的，也是在赵教授的大力支持和认真指导下几易其稿写成功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多次聆听了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殷殷嘱托。他希望我把久为政治遮蔽的历史，真实地告诉世人，还“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的本来面目，以真相来粉碎“台独”分子为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而刻意捏造的谎言。
只是，赖和这位曾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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