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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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涌自永不涸干的心泉的眼泪……　
　　　
　　赖和虽然死了，却活在人民心里，常有人到他的墓地去祭扫。这是人们感谢他、怀念他的行为，本不足为奇。可令他的亲友们感到奇怪的是，他的墓上竟然不生杂草，始终是光净的。后来才弄明白，群众中有一种传说，说他的墓草可以治好人的病，所以草一长出，就被人拔去当药服用，“他的墓草多被景仰他在生的人格和医术的人们，取作医用。墓门常洁，野草常绿”　
　　　　　　　　　　。（黄邨城：《谈谈〈南音〉》，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3页。）更有甚者，还传说他做了高雄的“城隍爷”，“彰化市近乡的神棍，并且利用他，庙里的童乩‘举’这‘和仔先’（他本名赖和）的乩，大医人病，大赚其钱”　
　　　　　　　　　　。（一刚：《懒云做城隍》，《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20日。）其中的迷信色彩固然不足取，“地下的懒云倘若有知，定必苦笑，而作他慈祥而不形于色的愤慨”，（同上。）但也充分显示了赖和崇高的人格力量。试想，若不是他在人们心目中有如圣贤般的威望，神棍们也不会想到要利用他。不是随便树个什么神明，都有群众长期膜拜的。　
　　二、孝悌诚信——文人操守　
　　赖和的相貌十分平常；他的好友陈虚谷有诗为证：“看来不过庸夫相，那得聪明尔许多。”（陈虚谷：《虚谷诗选》，（台湾）中华诗苑1950年6月出版。）王诗琅（王锦江）也说：“他不是那种才气焕发的才子型人物。他不苟言笑，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他常常会不断地左顾右盼，有一种时常担心会不会妨碍了别人的谦逊。”（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杨逵则说：“让人觉得他有若小乡下的读书人似的，淡淡漠漠，把一切都付托于人。”（杨逵：《忆赖和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黄邨城的描绘更加细致传神：“我在庄宅初见他时，误为焕珪兄或垂胜兄田庄上的管家。穿本地的短衣裤，留几根八字须，举动是质朴而有礼貌，说话更是谦虚而得体，在表面上看他，是一位货真价实，有修养的乡下佬。”（黄邨城：《谈谈〈南音〉》，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3页。）　
　　从这些与赖和同时代的人的追忆中，约略可见他的性情容貌：温厚、谦和、质朴、淡漠，一派有文化的乡下人模样。　
　　赖和在立身处事上很传统，孝悌诚信，他恪守不爽。对病人，他是个好医生；对青年，他是个好师长；对亲朋，他则是个好儿子、好兄长、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　
　　赖和夫妇生过九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长成，其余的都患病夭亡，对身为医生的赖和来说，确是一个个非常残酷的打击，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新诗《思儿》，思念他早夭的爱子“芳儿”，满纸是声泪俱下的呼唤；散文《圣洁的灵魂》中，对“自己的儿子药杀了三个”充满了自责。对那几个活下来的儿女，诗文中常常流露出慈父的深爱，如用方言写成的新诗《呆囡子》，副标题是“献给我的小女阿玉”，一声声薄怒轻嗔，谁都能读出其中的钟爱之情。另一首没命名的诗歌，对“孩子的可爱”赞不绝口，请看其中一段：　
　　　
　　儿子的可爱　
　　是做过父亲的谁都经验来　
　　别没有什么期待　
　　不望他来显扬父母　
　　不望他来光大门楣　
　　却也不晓得可爱在什么所在　
　　只是爱他的可爱　
　　　
　　赖和有一部作品《狱中日记》，是他于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被捕入狱后所作。据说这是赖和“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是“血与泪染成的日记”　
　　　　　　　　　　。（杨守愚：《狱中日记·序言》，《赖和全集》第3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6页。）在这部日记中，赖和记录了自己的牢狱之苦，但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使他忧心如焚的，是家将破灭，年近七十的父母无人奉养，儿子的教育无以为继。他对新近因病去世的弟弟无比地痛心，充满后悔、自责，而对弟弟的遗孤说不尽地挂念。　
　　对待朋友，赖和以诚相交。从他大量酬和贺悼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朋友们的点点滴滴，总觉得“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他们的喜事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悲伤，为他们的远游而牵挂。杨云萍在《追忆赖和》一文中，回忆赖和去世前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在病房里，他们执手交谈，是那样知心、默契。杨云萍家里的书房名“习静斋”，藏书很多。赖和说：“一等病好，一定到你家打扰一个礼拜，好好读读那些书。”杨云萍在文中叹道：“赖和先生为人的客气，使他一生几乎从来不曾去‘打扰’过任何一位朋友。……啊，吾友，习静斋的藏书，竟永远不得你的阅读啊……”字里行间，掩饰不住他对赖和“身后的我们的哀愁的万一”。　
　　王诗琅认为赖和“还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气质”，（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这个说法在个人操守层面上大抵是不错的。　
正是由于赖和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家乡、人民、亲人，才激起他对殖民者无比的仇恨。他至死不渝、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就来源于此。　
　　三、诲人不倦——良师风范　
　　赖和每天医治百余名病人，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洗过澡，吃完了饭，才能坐下来为刊物编稿，自己还要抽空创作，但他从不因此而推卸培育新人的责任。对文学青年，他是个称职的导师，几乎是“拼着老命”去照顾提携他们。　
　　据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回忆，大概是为了向赖和求教方便，他在“赖和医院”附近租了一个茅葺的小房间。为了租这个小房间，赖和还帮了许多忙。杨逵和文友们把赖和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随便出入。赖和的客厅里放着好几种报纸杂志，文友们就随意阅读，随意发着议论，又随意地走了，完全不必理会主人存在与否。大多数时候，赖和都在忙着病人，仿佛不理会文友们的存在。“然而，只要有一点空隙的时间，先生仍然会从他的诊察室到客厅来。但不论先生之来、先生之去，都至极飘然，不引起我们或者先生的特别注意”。杨逵觉得：“这就像一家人在家中起居，并不互相在意一样吧！”每当文友们身体不舒服，只要往赖和面前的小圆凳上一坐，把衣服解开，不待开口，听诊器就伸了过来，查明病情，一等药方开出，药就送来了，医患双方谁都没想到医药费的问题。　
　　后来，杨逵以种花谋生，带着妻儿住在远离街市的地方，赖和还专程前去探望，关心他日子是否过得去。杨逵回忆道：“虽然我接受先生物质上的援助的事并非再三，但现在每想起当时的情况，总是眼热心塞。先生是断然不将他的好意强加于人的。当他向人施其善意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做得一点也不显眼；不增加对方精神上的负担。”　
　　赖和还成为杨逵的“命名之父”。杨逵本名杨贵，他对这个“贵”字深感厌恶，但也不曾深思起个什么样的笔名，就在呈给赖和的文章上漫不经心地署了个“杨达”。赖和认真地用红笔圈去“达”字，清楚、明白地改成了“逵”字。从此，台湾文学史上就有了“杨逵”这个不朽的名字。　
　　杨逵初登文坛时所写的文章，总是得到赖和认真地批阅、润改。杨逵开始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有一篇中的一段是描写一个贫农衣衫褴褛，用以表现其穷苦的状况。作品寄到赖和那里，不几天就被寄了回来，上面有许多精心的删改和亲切、热情的评语。描写贫农衣衫褴褛的一段，被赖和全部用红笔画去，只改成一句“破了又补”。杨逵看了，“雀跃而喜”，明白自己“所想表现的那个贫农，并不是个不三不四的乞丐啊！我所想要写出的，是一位不为困苦所屈，坚决地想工作下去，想自己站立起来的贫农。对于这样的主人翁，‘破了又补’的一句话，便增加了仆而再起的千斤的重量”　
　　　　　　　　　　。（杨逵：《忆赖和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　
　　杨逵的处女作《送报伕》的前半部是经赖和之手，得以于1932年5月19日至27日在《台湾民报》上连载。当这部后半部被查禁的小说于1934年10月，以第二名（第一名空缺）的成绩入选日本《文学评论》杂志1卷8号时，杨逵回忆道：　
　　　
　　当我把登《送报伕》的《文学评论》拿给赖和看时，他非常高兴，他双手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能说话。每思及此，我便由衷地感激赖和先生，他是我文学创作的导师，在我贫困潦倒时，他经常鼓励我。（杨逵：《坎坷与灿烂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台北）文镜文化公司，1986年11月出版，第118—119页。）　
　　　
　　《送报伕》是当时台湾人在日本刊物上的最初发表的作品，杨逵因此被誉为“进军日本文坛第一人”　。（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0页。）《送报伕》亦是台湾新文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至今仍为海峡两岸读者激赏。　
　　对其他文学青年，赖和同样如此，据人们回忆：　
　　　
　　笔者和点人、克夫二君，起头开始研究文艺，因为没有参考的书籍，或指导；正苦于暗中摸索的时候，或曾写信去叩问他创作上的经验谈。（廖毓文：《甫三先生——诸同好者的面影之一》，《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1934年12月新号）。）　
　　　
　　我初识先生之时，正是先生在五十年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时候，距今才十数年。当时正是我们开始厌弃旧诗，而瞩目于新文学，而先生屡屡推出新作的时代，他的作品鼓动了我们的心，而拜访先生以求教的时候，先生却出乎意外地，恳切地教导我们创作的方法。因此，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们终于也能有几篇作品问世者，先生居功甚大。（朱石峰：《回忆懒云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出版。）　
　　　
　　可以说，台湾新文坛是以赖和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赖和“负起了新文学保姆的任务”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80页。）杨逵、杨守愚、廖毓文、朱点人、林克夫、陈虚谷、病夫、郑梦华、翁闹、王白渊、周定山等人，纷纷蔚起加入了创作的行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彰化地区的人，即便如杨逵是台南人、朱点人是台北人，也都得到了赖和的指导。所以，在当时，“因为有懒云在，彰化俨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中枢”　
　　　　　　　　　　。（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还有些现在生平不详的人，如收在李南衡《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中的郑登山、太平洋、铁涛、剑涛、慕、孤峰、ＳＭ生、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