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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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军官,台湾抗日军却能打死能久亲王和一位少将(原注:前者日人说是“病死”),日军士兵死者无可靠数字。抗日英雄的英勇和慷慨就义,使后代崇敬。郑学稼:《台湾抗日的光荣史迹》,转引自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34页。
“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同上。)赖和的文学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小说、散文、新诗前面已经谈到过,无一不是抗争文学的典范。传统诗是赖和的强项,数量特别大,艺术上成就也高,尤其是他的写作目的是“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赖和:《应社招集趣意书》,《赖和全集》第3卷第10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不为发表,所以无所顾忌,最能袒露心声。因此,他的传统诗最能继承明郑以来台湾文学的传统,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特别鲜明。
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似的,挑出个别诗句,然后断章取义地抹杀赖和的民族意识。如赖和所参加的古月吟社中,有日本诗友永岛、井边野等,赖和写于1916年的《环翠楼送别》一诗中后半首为:
酒兴诗情老更饶,追随曾与破无聊。
日台差别吟中撤,汝我猜疑饮次消。
肆口未闻清虏骂,阔肩不似国民骄。
钵声此夕敲残后,万里相思入暮潮。
另外,赖和在厦门博爱医院与担任会计工作的高春吉友善,有《送高会计卸职归台》一诗,诗中有“万里悲为客,飘零只此身。忘形同爱酒,列籍自相亲”之句;厦门归来后,另有《感怀》,有“文章声誉吾无分,枉作皇朝盛世民”的感触;1923年4月发表《最新声律启蒙》,其中云:“蕃和汉,北中南。”有人据此四诗得出结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对立关系,赖和不见得非要抗日不可。”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9页。
赖和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盲目地排外,把日本占领者和日本人民混为一谈。他的反抗精神与他与日本友人交往并不矛盾。然而,这种交往是有前提的,就是上引诗中所说:“肆口未闻清虏骂,阔肩不似国民骄。”“清虏”是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辱骂,“国民”是日本人的自称。这里,两位日本诗友尊重赖和们,彼此和睦相处,日台差别在此时此地消除了。这诗从另一方面看,仍然是抗日精神强烈的作品,“抗”的是压迫、歧视台湾人的殖民当局及其爪牙,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在厦门博爱医院,赖和与会计高春吉、看护妇竹内静江关系好,一定也因为这二人不歧视台湾人赖和,平等相待,所以才能“忘形同饮酒”。厦门博爱医院是由台湾总督府一手推动下成立的,是其“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不太可能吸收大量的大陆人为其员工。赖和的“万里悲为客,飘零只此身”,就不会是置身于异籍的大陆人中间,才觉得与日本人的高“列籍自相亲”。从赖和的诗中也反映出来,在博爱医院,台湾人医师并不被重视,仍受到歧视,仍无法发挥其所长。正是在这种背井离乡而又一事无成的苦闷中,同样来自台湾而且又不歧视他的高,使他有“自相亲”的感觉。至于后面两首诗,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所写,但不能仅仅据此就说他“也不见得非抗日不可”。
赖和有一首诗《阿芙蓉》,被称为是有关鸦片祸害中国并及于台湾的史诗,描写鸦片肆虐,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深受其害。因为其中有“畴司民政曰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非止渐禁民忘苦,政府财源亦倍增”,被作为肯定殖民者的功绩,“并非盲目抗日”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0页。的证据。笔者认为,即便是肯定殖民政府的某一项政策;也不影响赖和整体的坚决的抗日态度。事实证明,赖和并没有因为殖民政府的某种作为而从此不抗日了。何况,仔细读一读这几句诗,并没读出多少肯定的意思,而是暗含讥讽在内。台湾学者许俊雅在《台湾写实诗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中,对后藤新平的鸦片渐禁政策,持否定态度,云:“鬻毒戕民,复以刑罚从之。其贼我华族,害我炎孙之阴谋,讵非彰明较着乎?赖和讽讥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盖斥其野心矣”。林瑞明认为此是“非持平之论”,(同上,第155页。)笔者却认为很有道理。林瑞明对另一种说法倒是倍加称赞:“在此诗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赞美了日本当局主民政者治毒的用心,以及治毒后的政府经济良好的功能。”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笔者不明白了,殖民当局的“经济良好的功能”对台湾被殖民的人民大众有什么好处吗?值得赖和这样一个抗日志士如此“赞美”?若如此,赖和那些控诉殖民者经济压榨、残酷掠夺导致民不聊生岂不是无稽之谈?其实,稍作分析便很清楚,这里的确揭示殖民当局“治毒的用心”,并不是解民倒悬,而是为了“政府财源亦倍增”的利己目的。当然,如果禁毒成功,客观上对百姓起好的作用也不容否定,然而,
余毒沉沦多黑籍,愚民密吸翻成癖。
或遇侦查破案时,鬼薪株送累千百。
不仅毒没禁住,无辜的人还要遭受株连。
赖和传统诗中,体现反抗异民族统治的民族性的诗句是大量的,这里仅举最有代表性的几例: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
忍饥粜米甘完税,身病惊寒尚典衾。
终岁何曾离水火,以时未许入山林。
艰难幸有天怜悯,好雨兴苗滴滴金。
——《吾民》
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统治者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无情地刮尽民脂民膏,而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连呻吟一声都不能。赖和自己也没有救民于水火的能力,只能祈祷上天怜悯,“好雨兴苗”,让农民收成好一些。台湾人民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是日本殖民者残酷的压榨、掠夺所造成的。这里有阶级矛盾、有统治当局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最主要的是民族矛盾——异民族侵略本土,对本土殖民,本土人民沦为贱民、“牛马”、奴隶。台湾人民争公义、争自由、争平等、争尊严的对象,就是日本殖民者,民族主义的抗日斗争和争自由平等的抗日斗争是一体的。如果说,“赖和的彻底‘抗日’,绝不是死抱着中国传统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思想,而是来自于诗人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来自于仁者不忍见台湾同胞沦为‘马牛’的生活,而产生为群民争公义,争自由,争平等,争尊严的崇高情操”,(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8—29页。)那么,“死抱着中国传统汉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思想”的抗日,又是什么呢?内容为何?怎样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先例?有不为救民,不争公义、自由、平等、尊严的抗日吗?如果真有此种“抗日”,那么,首要的前提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公义、自由、平等、尊严对待了台湾人民,让台湾人民过上美满生活,这可能吗?抽掉了赖和抗日精神的民族性,不是一种误解;而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完全是出于分裂国家的阴谋,言下之意是赖和与他们一样,认为台湾谁来统治都行,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可惜遗憾得很,这不是赖和的思想,日本人也没给这些向其暗送秋波之人证实他们的谬论的机会。
世间万事皆萦心,悲哀欢乐递相侵。
生者劳劳死寂灭,豪门酒肉贫民血。
愚民处苦久遂忘,纷纷触眼皆堪伤。
仰事俯畜皆不足,沦作马牛膺奇辱。
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
弱肉久矣恣强食,致使两间平等失。
正义由来本可凭,乾坤旋转愧未能。
眼前救死无长策,悲歌欲把头颅掷。
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
生平外此无他愿,且自添衣更加饭。
天道还形自有时,留此双睛一看之。
…………
——《饮酒》
这里的民族意识非常鲜明。“沦作马牛膺奇辱”是与“我生不幸为俘囚”紧紧连在一起的,“我”明显不是指个人而是指民族——我们不幸成了俘囚,并非是别的种族优于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早已成为“弱肉”,只能任人家“强食”,致使两个民族之间失掉了平等。争取正义、自由,都是针对“俘囚”而言。为了这个目标,诗人甘愿抛却自己的头颅,“生平外此无他愿”,可悲的是眼前没有什么拯救民族、人民的好办法,但相信“天道还形自有时”——天道一定会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里就含有“复国”之意了。由这里再看赖和自由、平等、民权观念,就很清楚了,全部是与他的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意志融合为一的,根本不可剥离。
满腔碧血吾无吝,付与人间换自由。
短鬓渐疏终不悔,南冠对泣总堪羞。
劝君更尽一杯酒,何物堪消万古愁。
徒作哀吟闲过日,寸心未死肯教休。
——《李君兆蕙同黄张二君过访因留住劝之以酒书此言志》
“南冠”典出《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世把南冠作为羁囚或远使的代称。赖和此时并无入狱,更非出使,显而易见是把沦入异民族的统治比作系狱,付出满腔碧血换取自由,正是从这个牢狱中解放自己和自己的人民。
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总之,赖和的传统诗充分显示了,民族性是赖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事实俱在,不容抹杀。
第三节 传统诗中的家国观念辨析
赖和的传统诗创作,数量既大,质量也高。这得益于他自小所受的私塾教育,同时也得益于台湾岛上浓郁的传统诗创作氛围。因为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写中国传统诗,正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姿态。赖和也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寄情言志,绝大多数不为发表,因此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这方面大作文章,抽掉作品的历史背景,篡改作者的创作意图,单从个别诗句上去曲解诗,误导读者。例如赖和有两首诗被他们作为主张台湾“共和独立”的旗帜,其一为《读林子瑾黄虎旗诗》:
黄虎旗,此何时?闲挂壁上网蛛丝;
弹痕战血空陆离,不是盛名后难继。
子孙蛰伏良堪悲,三十年间噤不语;
忘有共和独立时,先民走险空流血。
后人吊古徒有诗,黄龙破碎亦已久;
风云变幻哪得知,仰首向天发长叹。
堂堂日没西山陲。
其二为《读台湾通史十首之一》:
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