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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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木友枝，作者突出的是他的教育家形象。作品一开头，他并未出场，而是通过欢迎会的盛大，强调学生们对他的崇敬，表现出他学识人品的高尚。然后，写他在课堂上的与众不同。他的讲义抛开书本，“只讲些世间的事情”，但学生们都听得入迷，“每恨一点钟的容易过”。别的教师对学生上课的“不规矩”，即使不生气也要训话，而他却和学生们一道“走神”，对窗外的事情表示好奇。他也不一味讨好上面，惟命是从，而是敢于据理力争，维护学生的利益。他不仅爱护在校学生，对已毕业的学生同样关心备至。有一个因醉酒犯了法的毕业生在公判时，他还前往辩护，使其因此得到了缓刑的宽大处罚。最难得的是，他不存在内（日本）台人的偏见，从不歧视台湾学生。他还十分重视学生人格的培养，常说：“要做医生之前，必须做成了人，没有完成的人格，不能尽敬重的责务。”
不同的是，黄倬其与作者同根同种，又是有血性有担待、胸中装着国家民族的饱学之士，作者对他表现出一种毫无保留的热爱，所以才有最后的叹亡：
乃距落成未一年而夫子竟以捐馆，噫！事之不可测乃如此，岂天果欲斯父丧也，胡不遗一老以保我后生耶！今者登乎堂之上，犹忆当年问义言志之时，立于庭之下，风动竹响大有关乎吟哦咏啸之声。夫子遗泽固长留于心目间也，为记巅末以资纪念并将题捐诸氏之芳名录之。
而与黄倬其同样对学生循循善诱教导有方的高木友枝，毕竟是日本人，属于殖民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其立场不可能与赖和这些台湾学生完全一样。《高木友枝先生》中提到两件事，赖和都颇有微词。第一件是高木与曾任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似有特别的交情，后藤卸任后再次来台，在台湾医学校训话时，大放厥词，弹奏内台有别的陈词滥调，美化种族歧视的合理性，引起学生们的反感，高木有所觉察，就找机会集全校学生于一堂，为后藤辩护，说他是“特别爱顾着我们，才肯那样说，要我们不要误会”。赖和写道：
本来对先生的训话，大家都是肃静恭听的，独独这次有的踢地板，有的高声咳嗽，以乱其说话，有点使我疑惑。
赖和这里用的也是曲笔，他当然明白同学们为什么会如此表现。第二件是1913年发生了“苗栗事件”，苗栗人罗福星组织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事发后，被捕者达二百二十余人，罗福星等多人被处死，百多人被判刑。医学校一名退学生参与其事，高木对学生们说，他在总督府被同僚们嘲笑，说受过他教育的人也会做坏事。他回答说：“那是退学生，未受到我完全的教化，那才会那样。”赖和则感到，“才会那样”一句，“另有一点余味”。从赖和在二林事件、雾社事件中，都坚决地站在起义者一边，并引事件的参与者为战友、同志，他决不可能认为苗栗事件的牺牲者们是“做坏事”。因此，他对高木的话是有保留的。不过，高木也并没有完全站在殖民当局一边。比如，当中国辛亥革命发生时，学生中有为此募集军资者，当局得知，大概是到学校来调查，高木集合学生训话：
像这样事，在我是与看相扑一样，看客可以互赌，虽有此事，也是一种赌金的性质，无什么关系，但是各人要觉悟，有万一的时，不可后悔流泪，那样就真笑杀人，不如勿做较好。
在殖民统治者眼中大逆不道的、应该坐牢杀头的罪过，给他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大事化小。很明显，他说这番话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立场，而并非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这对一个日据时代的日本在台官员，是很难得的了。他这种身份与赖和们应有一种天然的敌意，能赢得他们的爱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两篇作品虽然一为文言一为白话，但艺术上都很成熟。《小逸堂记》写于1923年，看得出作者传统文化素养很深，无论结构、手法，还是遣词造句，都颇有古风，恰到好处的文字，愈发表达出他的至情至性。《高木友枝先生》写于1940年，此时的他运用白话文已相当纯熟。虽然他一度提倡台湾话文，最后的小说也是用台湾话文写成，但他真正抒发自己情怀的散文还是用白话来写。倡导台湾话文是出于文学大众化的考虑，此篇可作为一个旁证。
四、殖民地教育的个案：《无聊的回忆》
许多作家都写回忆文章，或表乡愁、或追年华、或寻根本、或念故旧，深情款款，细语缱绻，特别是对于中国作家，这久已成为情感抒发的一个重要趋向。赖和这篇也是回忆，上学读书经历的回忆，其主题却与上述那些全然不似，也没有对过往的岁月表现出多少眷恋，还在“回忆”的前面冠了个定语“无聊”，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大大的悬念：读书为什么是“无聊”？“无聊”了为什么还要回忆？
作品一开头就交待，“我”由送儿子去学校就学，引发了“读书有什么用处”的疑问，触动了记忆的阀门，于是，历历往事一起涌上心头。从十岁开蒙进入书房（私塾），到日本人办的公学校（小学）毕业，“我”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这两种教育经作者之笔留给读者的印象是：
1。 势利
在第一章中，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他不敢冒认自己和曾在其中读过几年书的学校有什么关系，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凡庸的百姓”，没有一官半职，连最起码的“壮丁”都不是，“这要说是我的母校，恐怕它不承认我”，“我实在没有资格。学校和我的缘故，想仅仅在毕业生名簿有我的姓名而已”。
2。 功利
对书房先生如何教书作者没有提及，倒是整整一章写给塾师的“节仪荐盒”，还有束修（谢礼）。为“稻粱谋”无可厚非，但先生讨要束修时的贪婪而又道貌岸然之相、朋友母亲“你们有钱人可以去读书，我们贫穷的人，无钱谁肯教给我们”的控诉，以及读了书要当官的观念，在在都说明了，先生不只是为了育人而教书，学生也不只是为了做人而读书，教学双方各有自己功利性的目的。
3。 暴力
对学生实施体罚是书房先生的“统治”手段，“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则，教育哲学就建设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重竹板，还比较在孔子以上”。先生打学生的原因、方法、手段，都别出心裁，让学生逃无可逃、躲无可躲。
以暴治学也不是书房先生的专利。公学校的日本教师起先为了吸引不肯读“日本书”的台湾学童，表现出伪装的和善。可狼外婆的嘴脸不会永远遮盖起来，他们打起学生比书房先生更狠，“打的程度，常超过我们的过错，有时候并以什么缘故该受打扑，自己不明白的事也曾有过”，而且“一些都无有能使我们悔过的效果，因为在打扑之下，感不到教诲的情味”，含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在内。
台湾人当时的学习环境就是如此，种族差别和阶级差别把很多学龄青少年挡在校门外。书房当然是在殖民者排斥之列，而即使能够进入公学校学习并且能够毕业，继续升学的极少，如果不甘心去给日本人当走狗，也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们找不到不做奴才的正当职业，又因为读了书，粗重的家务、农活做不来也不愿做，学做生意则处处碰壁，会几句日语又派不上用场，几乎成了个废物。这是赖和深感“读书无用”的一大原因。
赖和认为“读书无用”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他痛感：“所谓教育的恩惠，那是什么？是不是一等国民的夸耀就胚胎在学校里？绝对服从的品性是受自教育？”其矛头所向仍然是作者深恶痛绝的“殖民地性格”。他还说：
虽说现在的书房改良得多了，也不过参用些不完全的学校教授法而已，不见得改了就是良，况比较纯正的旧学者，全是守分安命的人，干犯法规的事，他们是决不敢为。现时若不得到官厅的许可，随便把所学的教人，会同盗贼一样，受到法的制裁，所以我所认识的范围里，实在寻不出可以寄托孩子的书房，没有办法，也只得送他来进学校。
这一段说得很明白，“我”之所以不把孩子送进书房，是因为那里没有敢于违抗官府律令的先生，学不到能使殖民地人民改变性格奋起抗争的东西，但学校同样是培养顺民的地方，他只得寄于“渺茫的希望”，祈祷孩子不要像长辈一样无能。
作者把回顾求学经历说成是一种“无聊的回忆”，缘于他视传统式的私塾教育和殖民政策下的学校教育，本身即为一种无聊之举，除了替殖民政权培养奴才、顺民而外，对学生来说，于自己、于家庭、于国家、于民族，百无一用。表面上平静略带嘲讽的口气，实则蕴含着对台湾人饱受屈辱和蹂躏且逆来顺受的悲愤已极的情感指向。
五、历史的思考：《我们地方的故事》
家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稳固的基石，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世上少有，因此，对家国的思恋、仰慕、慨叹和赞美，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几千年绵延不绝。而且，几乎在每一位抒发乡情的作家笔下，家乡都是一首动人的歌，“儿不嫌母丑”，哪怕家乡再穷再糟，对它的记忆也总是温馨美好的。赖和此篇也写自己家乡，内涵却是与众不同的。它侧重于家乡的今昔对比，但并不落眼于今不如昔或昔不如今，而是从批判殖民地性格的角度对“我们地方”的历史作一种思考，并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和日本统治者的反人民的本质。
文章从城楼被拆，城的概念却依然存在写起。城楼被遗老们当作是“历史圣迹”的象征而珍重，但当局却借口它妨碍了现代交通，决意拆除。遗老们强烈要求保存古迹，但又出不起保存的费用，只得含泪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拆。这一方面是现代机器文明对早已腐朽了的传统文化的致命冲击，另一方面这座城本身当初的建造就不是为了保护百姓，而是出于“县大老爷”莫名其妙的长官意志，造的不是个地方。还有一位县官认为当地“山无主峰，民好作乱”，造假山筑阁以作镇压，当时并没发生效力，却在今天得到了应验，“我们地方就真正安宁，人民也真正同化”。这两句话显然是反语，在日本人的欺压和盘剥下，人民的不反抗，就只会有统治者单方面的安宁。赖和慨叹自己这地方“不会有杰出人物，也不会有众望所归的贤者”，人们只会在小的利益上相争夺，而没有人顾及民族大义。赖和还回顾了当年造城的历史，沈姓富户为了自己的私利和名声出钱建造城楼，并非真的“急公好义”。这城对百姓也没有过什么好处。
最后，作者从此城的营造费与建造孔庙差不多，引发出对迷信鬼神的批判。在孔庙发生一丁点异变，哪怕是飞来一只不常见的鸟，发现一条奇异的蛇，都会被当成大祸的预兆，引起民众极度的不安。然而，就是这被视为神圣的孔庙明伦堂，不久以前被殖民当局充做监狱，在此有六百九十三人被送上绞台。这明明是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残害，却被说成是宿命，死去的人在他们当初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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