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人,畜生谁愿意做?!”最终与日警同归于尽。赖和并不是提倡这种硬拼的反抗方式,而是赞赏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精神。这种精神是台湾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如果台湾的百姓人人都像秦得参那样宁死不屈,日本人盘踞台湾的日子还会久吗?
赖和笔下妇女形象不多,但较有光彩。《可怜她死了》中的阿金,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也是少有的作了相貌、性格描绘的一个。阿金从小长得“娇小可爱”,活泼,有一种“烂漫的天真”,而又性情温顺,惹人怜爱;长大后,则“娇媚”、“温柔静淑”。她被卖掉之初,并不知道自己的童养媳身份,十二岁的小女孩,对未卜的前途“怀着极大的不安”,乍离父母膝下,又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但是:
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佣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
多么懂事的孩子,让人发自内心地喜爱,更让人格外同情她日后的不幸。未来的丈夫和公公死去之后,年仅十七岁的阿金接过了养活婆婆和自己的重担,终日辛苦劳作,还赚不着一日三餐,却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让婆婆更加伤心。对租给肥胖丑陋的阿力做玩物,她满心地不愿意,但不忍心让婆婆再受苦,决定“牺牲自己一身”,跳进了这个火坑。在她怀孕被弃后,考虑的不是自己怎么办,而是婆婆会被自己拖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直到她跌进河里爬不起来,知道自己会被淹死,仍记挂着婆婆,记挂着没出世的孩子。这样一个外貌、心灵皆美的少女,活生生被这不公的世道糟蹋、吞噬。人们从这一形象中听到了作者愤怒的抗议。
《可怜她死了》中,还有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阿金的婆婆阿跨仔官,另一个是媒婆阿狗嫂。阿跨仔官人品不错,书中几处提到,她是个“慈祥的妇人”。她对既是养女又是童养媳的阿金,决无寻常小说戏剧中的那般恶婆婆样,而是知道怜惜、善待。可是,她也愚蠢、自私,阿狗嫂几句话就把她说服了,把花一样美好的女孩,租给又老又丑、满肚子坏水的阿力,生生把阿金推进了火坑。阿跨仔官如果真为阿金好,就应该找个好人家的子弟把她正式嫁了,可为了自己有人养,有依靠,竟然变相出卖了阿金,结果,不仅害了阿金,也害了自己。试想,阿金死了,还会有谁来养她呢?阿狗嫂则是旧社会三姑六婆的典型形象。以她的阅历,不会不知道将女孩“”给阿力这样的富户会有什么下场,可她还是昧着良心巧舌如簧,把不幸的阿金们一个个地送进更悲惨的境地。不过,她毕竟不是阿力,还有几分人性,对阿金的死还能“有些伤感”,并对阿力托她再物色一个小女人之举表示些微的不满。
《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母亲,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很不幸,儿子还没出生,丈夫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当佃农的权利都被地主剥夺了,无以为生。她只好不顾“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道德,听从长辈们的安排,招夫养子。然而,后夫人品不好,也不大顾家。所幸她“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畜鸡鸭、养猪”,才把儿子拉扯大。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逆境中百折不挠,而且又非常精明,租不到地,宁让儿子打不牢靠的短工,也不让他去给制糖会社当劳工,如同牛马一样。儿子在她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得顺利,她又勤俭持家,还积下些钱来,给儿子娶妻生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中则有一个“另类”传统女性形象——可恶的后娘。她没有人性地虐待继子,逼他在早上天还不亮就上街去叫卖油条,而且是在冷风里穿着单衣,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在小孩被巡警无理地打骂关押之后,她又打骂两顿不让吃饭赶出家门。这个形象,作者没像对阿金那样作正面描绘,也不似写秦得参母亲那样,用叙述的语言交待,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传达出来的。
《蛇先生》中的蛇先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有劳动人民朴实、坦率的一面,当别人询问药方时总是坦承没有,并向前来请教的西医吐露所谓蛇药的秘密,并不故弄玄虚,抬高身份;而他也有些“江湖手段”:“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教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点,不给他们认识,到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说了。”不过,他的“神秘”不是他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上的迷信思想使然。
3。 多样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知识分子形象,在赖和的人物形象系列里最为多样化。这恐怕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这个阶层最多了解也最易开掘的缘故。赖和笔下,知识分子主要有新、旧两种类型。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科举致仕。在日本人统治下,各级官员自然都由日本人充当。台湾知识分子功名之路既已断绝,做官的机会渺不可期,人生没有远大的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旧式教育所养成的保守性格,不易改变传统观念,不去尽自己的所能做些对国家民族百姓有益的事,而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味儿寄情诗酒,游戏文字,用荒唐的生活麻醉自己。
赖和的小说《棋盘边》中有一副对子:
第一等人乌龟老鸨
惟两件事打雀烧鸦
本来的“忠臣孝子”改作“乌龟老鸨”,“读书耕田”改作“打雀烧鸦”。这是对这些人心理追求及生活状态的最好写照,饮酒、狎妓、打麻将、抽鸦片几乎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赴了春宴回来》中的“我”,以圣人之徒自居,实际上也是这种颓废堕落、虚无放纵之辈。赖和对他们持否定态度。
被赖和歌颂的旧知识分子也有一位,那就是《善讼人的故事》中的林先生。林先生“了解知识的积极力量,而且能维护知识所公认的真理”。(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他富有同情心,骨头硬,敢于仗义执言,并且有勇有谋。他明知道自己这个账房先生做不了东家志舍的主,可当农民遇到难事,他豁上自己不易得来的养家活口的职业帮助解决,继而为民请命,一面暗中发动群众,一面写状纸层层上告,即使判监坐牢,也九死不悔,“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最终为百姓夺回了被志舍霸占的山林。林先生是赖和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之所以“善讼”,一是百折不挠,二是懂得“须借仗大众的力量”。正像一位大陆学者所说:“这个‘大众’不仅指当地众乡亲,还包括远在海峡彼岸的祖国同胞。林先生最终渡海来到福州才得以胜诉,则寓意深长地表现了台湾与大陆母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郭蕴斌:《赖和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第46页。这样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作者把他的时代放到了清朝——回到以历史为背景的“唐山”,在很多人看来,反而显现日据下的悲哀,亦即日本殖民统治的冷酷无情。只要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代表们屡次上东京请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发“治警事件”,便可见微知著了。
新式的知识分子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有积极进取心,有正义感,参加社会运动,努力启发民智,亟图改善现状。赖和的《阿四》、《归家》、《惹事》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新人”。自传体小说《阿四》中的阿四,是作者的自我形象,既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又兼具现代文化精神。在他的理想、希望不容于殖民社会之后,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奴才”、“贱民”地位,积极投身到台湾的民族抗日斗争中去,虽历经磨难、迫害而终不悔。像阿四这样的人物在赖和小说中是个特例,其成长、作为指向了作者理想的方向。这证明了作者是自有明确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的,“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一厢情愿地把他的某些人物理想化,也不将这些人物间的关系简化,所以故事的发展并不见得要指向一个理想的方向”。(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所以,《归家》中的“我”从学校毕业,发现殖民统治下的家乡,根本就没有自己施展所学的机会,《惹事》中的“我”想发动村人与迹近流氓无赖的警察作斗争,却只能面对无人响应的悲凉。他们空有正义感、同情心,而缺乏行动力。
《一个同志的批信》中的施灰则更糟糕,从作品里看,他参加过社会运动,但已“向后转”,被笑为“落伍者”。过去并肩战斗过的同志被捕入狱生重病向他求助,他想来想去难以决断:拿钱吧,实在舍不得,不拿吧,又怕狱中之人“万一病无死,后日出来,怎有面目好相见?”最终还是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用于嫖妓的钱他倒出手大方。施灰的形象是很有代表性的。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为求取个人之荣华富贵,甘为敌人鹰犬,而丧尽天良欺凌同胞的败类外,多数人积极致力于启迪同胞知识、改造社会文化、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自己的活动。然而,“在日本总督府的严密控制下,他们或壮烈殉国,或西遁神州,另谋卷土之计,日久天长,于邑牢愁,有些人难免意志消沉,甚至颓废失志”。(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第621页。)施灰这样“向后转”的“落伍者”,在占全台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中所占比重很大。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曾经有过的热血,自私的打算泯灭了救国救民的初衷,冷漠的心肠败坏了同志间的情谊。总之,他们虽然没有堕落到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地步,也是置民族苦难于不顾。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在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身上,不能说作者没有寄托自己的理想,但除了林先生之外,没有救赎式的人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对知识分子以负面批评为主,在日据时期小说中有,但像赖和这么集中反映出来的则不多见,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审判意识。
二、基于传统,勇于革新:质朴而又富于变化的情节结构
“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赖和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基本上没有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错综复杂的多头线索,叙事结构以单线为主,在平常、简洁的叙述中提炼富于典型意义的事件。但是这种单纯质朴的结构,又能根据内容而富于变化。比如,《一杆“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