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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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分四个方面论述了赖和小说的思想内容。其实，这四个方面是紧紧绾结、融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有殖民者的凶残、嗜血，封建地主的贪得无厌、毫无人性，才有了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煎熬；也正是封建意识、传统陋习的愚弄，被压迫者才懦弱、驯服、不争，没有力量自救，任人宰割；但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强大，终究扑不灭民众中蕴藏着的反抗烈火。我们从台湾新文学史上看到，日据时代小说尽管庞杂多样，但除了皇民化文学之外，基本内容都离不开这四个方面。换句话说，这正是日据时代台湾小说的四大基本主题。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赖和小说的艺术特点　　
　　赖和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表现在艺术形式上。赖和在创作的过程中，深深认识到，要反映新文学的新思想，旧有的文学形式不仅不能克尽其功，还成为障碍。因此他孜孜以求，努力学习、借鉴大陆新文学成功的先例，结合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鲜明而生动的写实形象系列　
　　赖和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杰出的小说家一样，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主题更是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且这些人物形象，并非来自作者的想象，而是的的确确存在于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作家本人周围，他只是用写实的手法，将他们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在他不多的作品里，主要刻画了三个形象系列：日本警察和台湾人恶棍、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1。　与人民为敌的日本警察和台湾人恶棍形象系列　
　　赖和笔下有许多警察形象，这是赖和艺术追求的一个特点，日本警察也是经由赖和之笔，最早出现在台湾乃至中国、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人物形象，是最可恶、最卑鄙的文学人物类型之一。他们贪婪、残酷、蛮横、毫无人性的面目在《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一杆“称仔”》、《惹事》、《不如意的过年》等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从警察的所作所为来看，都是些泼皮无赖之徒，这并不是赖和有意丑化他们。日据时期，殖民者从日本国内招募到台湾当警察的，多为社会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素质低下，人品顽劣，甚至原本就是地痞流氓。到台湾后，进入整个殖民统治网中，尽管是在最基层，却对老百姓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赖和小说中，他们可以因为小孩的叫卖声吵了晨觉，而将孩子任意打骂关押，不让吃饭；可以因为菜贩不把菜白送给他，折断了人家的秤杆不算，还无端地诬陷人家违反了“度量衡规则”，在年关之际判监三日；可以视他们治下的人民不如他们的鸡犬高贵，任由鸡犬去祸害百姓，还诬良为盗；可以把自己莫名其妙的“不如意”随便发泄在民众头上，施以惩罚。这些揭露，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日本警察的总体特征的。　
　　有人对赖和笔下的日本警察形象，颇有微词，认为存在着类型化的缺点，这是事实。例如，这些小说中，警察总是一式嘴脸、一个腔调、一模一样的铁石心肠。或许在那个时代，民众眼中的日本警察就是那副德行，也可能是新文学在草创时期，作者还缺乏创作经验，更有作者身兼数职又心存积愤的缘故，无暇精心琢磨，细致描摹。然而，细细阅读之下，每篇作品中的警察还是有各自的个性特点的。　
　　《一杆“称仔”》中的下级巡警，比较虚伪。他想白吃白拿，又故作清廉。本来，秦得参见他问花菜怎么卖，已经表示，“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还“择几茎好的，用稻草贯着，恭敬地献给他”，可他却“几番推辞”，让“称称看”。当看到老实的秦得参当真上秤作价，他又变色找茬儿，对方稍作分辩，他便勃然大怒，肆逞淫威，逼得秦得参走投无路。　
　　《惹事》中的警察，与盗匪无异。他无恶不作——“捻灭路灯，偷开门户，对一个电话姬（日语，小姐）强奸未遂”，“毒打向他讨钱的小贩，和乞食（乞丐）厮打”，连他养的鸡都横行霸道，糟害村民。他还反诬村民为盗，伺机报复拒绝他玩弄的妇女。他的心思特别细密，他的鸡是什么神态，干过什么坏事，小鸡有多少只，他都一清二楚。如此，鸡的为非作歹就反衬出他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不如意的过年》是台湾以小说体裁正面刻画“查大人”形象的第一篇。在这之前，杨云萍的《光临》，主角是保正林通灵，伊田警部大人是其想要巴结并炫耀邻里的对象，本身并未出场；赖和的《一杆“称仔”》中的那个下级巡警是将秦得参推进万劫不复深渊的最后一棒，和《惹事》中的警察一样，本身都不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人物；而《不如意的过年》则完全是“查大人”的丑行恶态的深入状写：　
　　岁暮时节，“查大人”原想大笔收受例行的“御岁暮”——年礼，将私蓄凑满五千，不料礼金似乎“意外减少”，又“意外轻薄”，如意算盘落空。钱还事小，更重要的是他“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威严不保，心中着实愤愤不平。接连几天，他到处去寻事：“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称仔’。”无非是想激怒老百姓，好以“妨害公务执行”罪加抓起几个来。一来惩戒“不良分子”，同时杀鸡儆猴，让蠢民们明白他的威势与心思；二来也从求他放人的贿赂中捞取更多的好处。可恨蠢民们竟呆若木鸡，逆来顺受，“不敢有些怨言，决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即使在那些他所憎恶的社会运动家们面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让他无从下手，心里越发窝火——“心头的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幸有驯良的人民，可以消耗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还不至把他烘成木乃伊，“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　
　　新年那一天，本该休息的时候。按照惯例，他总是万事不管的，即使“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内，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纵放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可这回就特别了，他“心里头有点怒火在不断燃烧，所以发生有特种势力”，对于所谓安宁秩序，犹在关心，在街上呼喝逞威。本来元旦前后是默许赌钱玩乐的季节，人们听见他的吼叫，吓得四处逃散，他只抓着个无辜的孩子，让其指认赌钱者。孩子只会啼哭，正好做了他的泄愤对象，又打又骂，还抓到衙中去罚跪。他自己则酒瘾发作自去快活，夜来醉卧，听到孩子饮泣，兀自破口大骂：“畜牲，搅乱乃翁的兴头。”然后，“呼呼地鼾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作品中的日本警察形象，鲜明地反映出整个殖民统治网的凶暴、丑恶和嗜血。　
　　前文说过，骑在台湾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不只是日本殖民者，还有台湾土产的压迫者、恶势力。赖和小说中，涉及这类人物且形象比较鲜明的有三篇。　
　　第一篇是《补大人》。其中的主人公“补大人”是台湾人警察。日本警察所有的凶残、无人性他都有，而他比日本警察还多一副洋奴嘴脸。日本人不过赏他个“候补警察”当当（台湾人不能当正式的警察），他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以为做了殖民者的走狗就可以仗势欺人，对乡邻吆五喝六滥用职权，连亲娘都能动手打。　
　　第二篇是《可怜她死了》。富户阿力是赖和人物形象系列中描绘最细致，最丰满，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是一个“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的一脸儿肉肥到几欲堕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如此丑陋不堪的容貌下，包藏着一颗为富不仁、荒淫无度、既强横又卑劣的心。他始乱终弃，毫无人性地将怀有他骨肉的阿金一脚踢开，不给一分钱的赡养费，而且，马上又托人“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　
　　第三篇是《善讼人的故事》。财主志舍，仗着财势，霸占山林，欺压穷苦百姓，贪到在死人头上敛财的地步。为了五钱银子的赊欠，他就翻脸不认人，把善良正直的账房兼管家林先生赶走，毫无道理可讲。　
　　日本警察与台湾人恶棍，虽说种族不同，但在与人民为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赖和满含憎恶、仇恨的激情，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大加挞伐，剥开他们的画皮，凸现其丑恶的灵魂。　
　　2。　善良而不幸的劳动人民形象系列　
　　赖和饱蘸深情描写他的骨肉同胞、他的父老乡亲。他爱他们，也了解他们，赞赏他们的正直善良，也批评他们的弱点缺陷，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因而，其笔下的各种小人物形象多姿多彩，有小商小贩、轿夫、家庭妇女、农民等，而以农民形象最为鲜明、生动。　
　　赖和小说里的农民，都是佃农，一方面具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俭朴、善良、忠厚，一心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去求生存求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小生产观念——依附于土地的保守意识，生产工具、农作物的一成不变，使得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易于固定，惰性因之产生。他们的眼光一般比较狭隘，有一种奴性的顺从，凡事隐忍，病态地克己，以求安宁风波不起，尽管既存状态极不合理，他们也是咬紧牙关忍受。这些，都妨碍了他们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力量，为自身的权利和幸福而奋斗，故而只有任人宰割，听天由命。如《惹事》中的农民，对蛇蝎心肠、虎狼作派的“查大人”恨之入骨，但却不愿响应有识之士的呼吁，群起而与之斗争。　
　　《丰作》中的添福是更有代表性的一个。添福是一个有追求、有谋划的农民。他特别能吃苦，想付出自己的力气和汗水，获得丰收，得到会社的奖励金，把生活提高一个档次；而他又轻信，会社制定了新的采伐规则，别人都明白自己的劳动所得要被剥夺，他还在那里得意自己的甘蔗种得好，“农会的技手、会社的技师，都讲他会得到奖励金，设使被会社怎样去扣除，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并不怎样失望”。别的蔗农都去包围会社，与之交涉，他却不敢参加；他更懦弱，看到与会社理论的人被警察驱散押回，他“不禁在心里骇叫着，身躯也有些颤战，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的恐惧”，最后他丰收的甘蔗几乎被克扣光了，他除了背后骂几声外，亦无可奈何。　
　　《一杆“称仔”》秦得参，则是作者寄托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秦得参性本忠厚，安分守己，吃苦耐劳，但又不失是一条“硬汉”。他敢于对“大人”“白拿我们的东西”表示不平，敢于质疑“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的社会现象。他不向日本巡警低头，不甘在屈辱下苟活。遭到祸害后，他愤愤地想：“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最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