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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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尚细汉的时候，自我有了记忆，就看见你挑这担子，打着那小铜锣，当当地在街上卖，不知有六十岁无？敢无儿子可替你出来卖？”我乘他们讲话间歇时，向卖麦芽羹的问。　
　　“六十二岁了！像你囝仔已成大人，我哪会不老？儿子虽有两个，他们有他们的事，我还会劳动，也不能不出来赚些添头添尾。”　
　　卖麦芽羹的扪一扪须，这样回答。　
　　“你！”我转向卖圆仔汤的：“也有几个会赚钱了，自己也致着病，不享福几年何苦呢？”　
　　因为他住在这条街上，所以我识他较详一点。　
　　“享福？有福谁不要享？像你太老才可以享福呢。我这样人，只会受苦！”卖圆仔汤的答道，又接讲下去，“圆仔赚不成钱，做的零星生意，米柴官厅又当当紧，拖着老命尚且开勿值，享福？”《赖和全集》第1卷第26—2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样的对话，的确使作品生色不少，人物生动、形象、呼之欲出，平添了小说的魅力，且如王诗琅所说，“写下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读得懂的作品”。（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原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91页。）　
　　然而，当赖和尝试纯用台湾话文构筑小说的时候，却没能取得成功。《一个同志的批信》发表后，即有人声称读不懂：　　　
　　这篇的文字和名以用台湾白话写作的蔡愁洞氏一样，这是我台湾白话和乡土方言特色的作品。不过这篇里面，那段独白的字句，有地方使我不明了，这或者是校正者的不周到误植了字也说未一定的。徐玉书：《台湾新文学社创社及〈新文学〉第一、二、三期作品的批评》，《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4号（1936年5月），第98页。　　　
　　在《一个同志的批信》的灰氏（赖和）的计划谅是以汉字写台湾白话，以谋大众化。他的立想确实可敬，可是用了许多新造的台湾白话汉字，反见得为诸篇中最难读的一篇。貂山子：《读过〈台湾新文学〉创刊号的感想》，《台湾新文学月报》第2号（1936年3月），第12页。　　　
　　这里涉及到台湾方言有音无字的难题，造成语言表现上的困扰，赖和解决的途径是“创造”，即“新字的创造，我也是认定一定程度有必要，总要在既成文字里寻不出‘音’‘意’两可以通用的时，不得已才创来用，若既成字里有意通而音不谐的时候，我想还是用既成字，附以旁注较易普遍”。（赖和：《台湾话文的新字问题》，《赖和全集》第3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98页。）可是，如此新造出来的文字，文人读不懂，没有多少文化的大众如何能读懂？再说，台语中有多种分支，彼此差别很大，福佬话并不通用，又如何能普及大众？遂有“大众依然是大众，文艺依然是文艺”之叹。这恐怕也是大陆新文学家们的难题，所以，提倡尽管提倡，并没有谁去认真实践、大力推广。至少，传世的新文学作品中没有一篇是纯用方言写成的，鲁迅的写作似乎也没用过他所倡导的“大众语”。　
　　三、得其神韵，扬其精神：创作上的借鉴与开拓　
　　鲁迅最深刻和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以创作实绩，实践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要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奠基者和旗手。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使他成为中国人灵魂最尖锐最深邃的解剖者。他毕生的作品，都充满着批判与战斗精神，而这种批判与战斗精神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他对创造新社会、新文化、新的国民性的向往。他的每一篇小说、每一篇杂文，都成为射向专制社会以及附庸其上的封建礼教的“投枪和匕首”；他的散文和诗歌，也成为知识分子“猛醒”后，个人心灵与时代斗争紧相联系的典范。　
　　赖和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以小说、新诗、散文，实践了台湾文学革命的要求。他的文学自始至终在现实主义轨道上行进，是一位“无畏无惧，不欺不诈地，正确表现了台湾现实的作家”。（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原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这不单单是他个人选择，也是当时台湾社会状况对文学的要求。日寇惨烈而窒息的殖民统治，不仅使台湾人民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赖和诗）。在如此痛苦的精神状态下，台湾作家没有可能选择“为艺术而艺术”或其他什么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赖和一直“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立场上对于台湾社会旧有文化传统的批判与站在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以弱小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对日本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毫不留情的暴露”，（范钦林：《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两地先驱——鲁迅、赖和乡土小说比较论》，《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6月，第15卷第2期第52页。）在精神实质上，与鲁迅完全一致。　
　　当然，赖和文学的现实主义来源，并不只一个鲁迅，还曾通过中文或日文的中介，受到西方、日本、朝鲜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赖和的藏书中，这方面的译著为数不少，大陆其他五四作家的著述也相当丰富。他的阅读面非常广，古今中外都有涉猎。他曾坦承自己的创作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小说家法朗士的启发，在《一杆“称仔”》的结尾处有段附记：　　　
　　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得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发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顾文字的陋劣，就写出来给文家批判。《赖和全集》第1卷第5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克拉格比》即《恐怖事件》，它使赖和看到秦得参的悲剧有其普遍性、世界性，无论发达或者不发达的国家，只要有强权横行的地方，都会有类似悲剧发生。这就是说，法朗士的小说将赖和从悲哀得不能着笔的状态下警醒过来，坚定了必须将亲眼所见的悲剧揭示于众的决心。　
　　但是，正如王诗琅所说：“一般的台湾作家，都受到（中日）双方面文学的影响，很少只有受其中一方的影响。但是赖懒云却是这个受到单方面影响较大的人。较之日本文学的影响，他可说是由中国文学培养长大的作家。”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原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而在中国文学中，不可否认，赖和作品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创作手法、风格上，与鲁迅最为接近。　
　　忧国忧民、以笔为旗的鲁迅，在写作中每每直接切入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反映“奴隶”、“下等人”、“被吃者”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要求。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够拥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成为认识中国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唤醒民众的号角。同样，赖和与祖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一样，为了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用笔做刀枪，以歌为号角。他的作品多以台湾城乡下层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为题材，反映出百姓的命运及生存困境，揭露和鞭笞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狡诈、凶狠和灭绝人性的暴行，充满强烈的反帝爱国爱民情绪。小说《一杆“称仔”》、《丰作》，新诗《流离曲》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其中的主人公，原本已承受着社会极大的不公，只求凭着超负荷的劳动和超极限的忍耐，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生存下来，但是却被统治者及其鹰犬残忍地剥夺了生机。　
　　鲁迅文学蕴含着的强烈的抗争精神，在赖和的作品中发扬光大。《一杆“称仔”》中，主人公痛感在这“人不像人”的世道里，“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与其做个任人宰割的“畜生”，还不如与仇敌同归于尽，体现了作者“生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意志。这种意志，在赖和的诗歌里表达得更加强烈、鲜明。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副标题是“寄二林的同志”，激情地感佩在彰化二林地区的揭竿而起反抗殖民者的蔗农们；《南国哀歌》由衷地赞颂“雾社事件”中，抗暴起义浴血奋战的山胞们；《低气压的山顶——八卦山》缅怀彰化保卫战中为抵抗日军入侵而牺牲的烈士们，呐喊出毁灭“这冷酷的世界”，“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的时代最强音。他的旧体诗也多有“世间未许权存在，勇士当为义斗争”、“满腔碧血吾无吝，付与人间换自由”、“纵然血膏横暴吻，胜似长年鞭策苦”、“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这样的诗句。这一行行诗句，正是一首首气势磅礴的战歌，“激励民众的进行曲”，意在唤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哀号的台湾民众，为了自由，为了光明，与殖民统治者决一死战。　
　　鲁迅文学的批判品格，也是赖和作品的基本特征。他和鲁迅一样，将社会的病症摊开来检视。赖和作品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四个方面。其一，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与法律的虚假、统治当局及其鹰犬横行霸道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这在赖和作品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二，斥责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对妇女的欺凌；其三，批评新旧士绅、知识分子不知亡国灭种之恨，苟且偷安，麻木不仁；其四，抨击台湾社会传统陋习以及多数民众对强权、对暴力逆来顺受的行为。　
　　如果说，上述赖和与鲁迅相近的地方，还只是现实主义作家，尤其是弱小民族现实主义作家所共有的基本点，那么，鲁迅文学在文体形式、艺术构思等方面对赖和的影响则是无法抹杀的。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赖和的一些作品明显地有“鲁迅风”。例如：将鲁迅的《牺牲谟》与赖和的《一个同志的批信》两文比较，透露出赖和学习鲁迅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痕迹。《牺牲谟》是作为杂文收入鲁迅的《华盖集》中，曾在《台湾民报》上转载，一般认为这是一篇形式创新的小说；而《一个同志的批信》在构思上和形式上，都看得出是借鉴了《牺牲谟》并有自己的创造。还有人说，赖和的小说《归家》中“游子归乡今不如昔的叙事形式和艺术构思，显然受到鲁迅《故乡》的影响和启迪”；《斗闹热》中，“赖和描绘了洞箫悠扬晚风袅袅明月高挂的市街上，门口前骑楼下人们团团围坐闲谈的场景，与《风波》起首所描绘的临河土场上夏夜暮色里农家围坐在门口的情景十分相似。《风波》描写由七斤丢失辫子赵七爷出现而引起的一场风波，《斗闹热》则是本街的孩子去中街舞青龙被人无端打骂而激起街民之间斗闹热的风波”，（杨剑龙：《影响与开拓——论鲁迅对赖和小说的影响》，《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5期第101页。）都表现了毫无意义的争斗。赖和的散文《前进》，表现文化协会分裂后的孤独与彷徨，通篇采用象征手法和悲壮的语调，无论在精神上或形式上都与鲁迅的《野草》中的部分篇章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