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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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在别的章节里已有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然，最能说明卡夫卡“勿忘祖”观念的还是他的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在“圣经方式”的主旋律下，也明显地交响着“荷马”的和弦，其中有少数作品整个说来都可以看作是“荷马”的。他的短篇《骑桶者》，写大冷天一个穷人一文不名，骑着煤桶去煤店想赊点煤救急，煤老板夫妇一个装红脸，一个扮白脸，无情地把他打发走了。小说通过这对夫妇的简短的对话，以幽默、生动的笔调把资产阶级冷酷的性格特征勾勒得十分鲜明，不愧是一篇批判现实主认的优秀短篇。卡夫卡的三部长篇也是有说服力的例子，尤其是《美国》，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所展示的西方世界的那种贫富悬殊、劳资对立、党派斗争等场面，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是“对狄更斯的直接模仿”，而且卡夫卡原来的创作“意图”也是“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其余两部，《诉讼》和《城堡》，讽刺和控诉的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腐朽而残暴的官僚专制制度，包括它的司法制度，就揭露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和强烈性而言，可以说并不亚于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名作。这两部小说的风格主要的已不是“荷马”的了，甚至也不是“圣经”的，它们是“卡夫卡”的。这里不妨引一段法国大作家安德烈·纪德的评论。1940年　8　月　28　日，他读了《诉讼》后立即在日记里写道：这本书的讽刺无处不是合乎理性的阐述，“在他的图像中现实主义总是与幻想互相渗透着。我很难说更赞赏前者还是后者：是那形象鲜明、描写逼真的幻想世界的‘自然主义’
　　的再现，还是蹒珊着迈进一个陌生世界时的那种沉着与勇敢。这里有许多地言值得学习。”①法国另一位作家米歇尔·雷里在超现实主义消歇后才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他首先获得深刻印象的是卡夫卡的现实主义。一种与神奇的东西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超现实主义作品里也充满神奇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出现在卡夫卡作品里的是“一种深深经历过的神奇性。”至于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晚年，也承认卡夫卡是“更高层次”上的现实主义者。
　　回顾一下中外文艺史，凡是有作为的文学家艺术家，总是善于广纳百川，汇于一身的。那种突破传统、开一代新风的人不乏其例，但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能成就者似不多见，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则更不易。科学的发展，表现为不断“有所发现”，它的发现，离不开前人的积累；艺术的发展表现为不断的“推陈出新”，它的“出新”恐怕也需要前人的经验作阶梯。好比登山，登上珠穆朗玛峰大概是对登山运动的一个突破。但如果没有前人的经验而能实现，那这个世界最高峰也就用不着等到二十世纪才让人光临了。这方面，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向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①　见纪德：《1939—1942　年日记》79—80　页，巴黎，1946　年版。
　　艺术的殉难者在科学的史册中，记载着无数为征服自然而献身的探险者和殉难者的名子；在艺术的殿堂里，是否也掩埋着为缔造这殿堂而献身的探险者和殉难者的尸骨呢？
　　不了解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过程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卡夫卡，这个病病歪歪的犹太人，天年只有四十一的单身汉，生前连个职业作家的地位都未能取得，那么死后他凭什么魔力征服了千水万山，使他的名字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作家之列的呢？
　　与“上帝”违拗卡夫卡一生都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是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并获得过博士学位（法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秉性正直，同情穷人，反对压迫，甚至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①，跟共产党人也有接触，而且有他的朋友。但他的内心却象“冰海”似的孤独。造成这种心理状态显然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小时候备受他那“专制有如暴君”②的父亲的统治，心灵受到严重摧残，犹太人的出身更给他带来终生的“不幸”。尤其他所生活的那个行将崩溃（1918　年）的奥匈帝国，那个在欧洲最为落后而又侵略成性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畸形物：它的生产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而政治体制却仍然是封建家长式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腐朽反动而危机四伏的国家，其大量杜会现象之荒谬性、怪诞性和可怖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人们被一种社会的惰性带动着，一般人是觉察不到这些怪现象的，就象入“鲍鱼之肆”的人“久而不闻其臭”
　　一样。而卡夫卡这位“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旁观者清”的地位，善于观察（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集就叫《观察》）、勤于思考的特点，更使他有可能洞察到上述那些被习俗观念覆盖着的“异化”现象。他解释不了这些无处不在而日益加剧的悖理而且可怖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他正直的良心、与他理想化的思维空间是无法相容的，正如他感叹道：
　　“这种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另一种生活又求之不到。”于是，表达他内心的矛盾，就成为卡夫卡急不可待的强烈欲望。他说：
　　我头脑里有广大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自己并且解放这个世界而又不使它撕裂？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者被埋葬，宁可让它撕裂一千次。
　　还在学生年代，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名叫奥斯卡·波拉克的好友，表示了对写作的坚决态度，说：
　　上帝不要我写，但我必须写。口气多么决绝。为什么呢？时代的逼迫：
　　①　R　富克斯：《社会意识》，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拙译《卡夫卡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衬，1991。
　　①　卡夫卡“1913　年　6　月　21　日日记。
　　②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九页。
　　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找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每个人说来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对于他的“时代”，也就是社会环境，心中已经积聚了多么大的愤怒，那时他才初试文笔。约十年以后，1914　年，即在他写出了《判决》、《司炉》、《变形记》这样一些短篇名作以后，卡夫卡对于写作仍然怀着这样强烈的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
　　想把我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表现出来的意向，使其他一切都变成次要的事情。④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生存的自卫方式：
　　我将不顾一切地、无条件地进行写作，这是我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①卡夫卡的创作激情与当时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冲荡是分不开的。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1912　至　1922　年）正值德国表现主义的兴盛期（1910　至　1920年，1924　年消歇）。他同一些表现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有往来，尤其跟同是生长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表现主义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领袖人物弗·韦尔弗交谊甚深。表现主义者中有一批“狂飙”式人物，他们不满现实，反抗社会，有一种必欲“爆炸”的感情。在艺术主张上，表现主义作家把创作看作“内在的需要”。因此，他们格外崇拜歌德，把歌德“由内而外”的创作主张当作中心口号。毫不奇怪：卡夫卡认为“内心世界向外部的推进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在他给女友的信中，他对这种幸福感的描写跃然纸上：
　　我是用什么样的热情在写作啊！墨水在怎样地飞舞啊！②当然，卡夫卡是一个十分强调“独特性”的人，正如曾任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米哈伊·贝尼乌斯所赞扬的，他是个“不依样画葫芦的作家”。就在跟表现主义接触的那些年月里，他并不完全赞同表现主义的某些主张和倾向，他尤其反对那些借文学来掩盖其颓废生活的“作家”。他自己则崇尚歌德，唯“持久的艺术”是求。
　　③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　11　页。
　　①　卡夫卡　1914　年　7　月　31　日日记。
　　②　卡夫卡：1913　年　1　月　5—6日写给菲·鲍威尔的信。
　　职业的苦恼“持久的艺术”——卡夫卡的天赋和能力能胜任这样一种创造吗？对于我们后世人来说，提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多余的了，因为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卡夫卡生前，可以说，他一生的矛盾和痛苦都集中在这个问号前面。诚然，卡夫卡对自己作为作家才能的估计前后期是不大一致的。但至少在他的前期，即他的创作旺盛的初期，他说过这样自豪的话：
　　我可怕地感觉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创作而准备的，这样的创作对于我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然而，他的作为作家的自信力，并没有足够到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写作上，从而作出决断：放弃那个“饭碗”，那个工伤保险公司的普通职位，而依靠职业写作来谋生，来满足他的父母家庭要求于他的一切。他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工作单位也没有挪动过一次，而且在办公室里始终是“克尽职守”的，但恰恰是这个他兢兢业业为之效劳的保险公司里的职业，跟他的写作兴趣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使他痛心疾首，为之苦恼了一生。早在　1911　年的日记里他就这样慨叹：
　　从表面看，我在办公室里是克尽职守的，但我并没有克尽我的内心职守（即写作——笔者），而每一件没有完成的内心职责都在我身上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幸。①因为把心血耗费在“办公室里那一堆毫无价值的文件”上，等于在他那具有“幸福天分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②“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要摆脱它，看来只有发疯才是唯一的出路。”③因此他抱怨，他有可能将会“毁”在这个职业上。这种难堪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倒要归因于卡夫卡自己的弱点。他极为不满父亲对子女的家长式统治，对工人的欺压，但又为自己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于他的那样精明强悍的儿子而内疚；他明明知道，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并不缺乏经济来源，但他又认为自己身为长子对家庭负有义不容辞的经济责任，而且不惜违心地背着保险公司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消耗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1922　年为止。
　　不过，保险公司这个十字架毕竟没有征服卡夫卡献身文学的决心：
　　既然我除了文学啥也不是，并且不能，也不想成为什么别的，那么我的职业就永远也占据不了我。①然而为了他的文学事业，或者说为了抵偿职业所侵占的精力和时间，卡夫卡付出的代价之巨大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他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大牺牲。
　　①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1　年　3　月　28　日日记。
　　②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19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3　年　8　月致未婚妻菲莉斯父亲的信。
　　忍受孤寂创作需要生活。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当生活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把它酿造成某种产品，或者灵感的“引信”急欲将它“引爆”的时候，却是个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