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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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报告,汲取其精华。报告转发下去后,你们还要注意收集各地的反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特别要重视不同意见。最好再出几个赵树理。”
陈伯达和胡乔木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说完,陈伯达和胡乔木交换了一下眼色,劝毛泽东早点休息,然后他们退出。
陈伯达和胡乔木走后,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毫无倦意,又拿起一份关于工会问题的文件,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卫士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轻声对毛泽东说:“主席,天不早了,休息一下吧。我给您梳梳头。”
毛泽东看了看表,见已是凌晨4时,便点了点头。于是,卫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桃木的木梳,轻轻替毛泽东梳起头来。这是卫士们发明的一种独特的让毛泽东的大脑得以休息的土办法,毛泽东很乐意接受。
可是,闭目接受梳头服务的毛泽东,此时的大脑却异常活跃,并没有停止思考。高岗的报告,还在他脑海里翻腾……
用罢早餐,高岗抬手看了看表,已经超过上班时间两个多小时。他皱皱眉头,迈着缓缓的脚步走进了办公室。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手中拿着一份电报。
“毛主席来电,刚刚收到的。”秘书说。
“什么内容?”高岗问。
“催你进京。”秘书答。
“啊?”高岗一惊,忙伸手接过了电报。
只见电文是这样的:
高岗同志:
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来电中提及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由西北调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来电中提及的陈云,原是高岗的副手,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建国后任弼时因病逝世,他就调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了。
高岗盯着电报连看数遍,陷入了沉思。
秘书见状,不敢打扰,悄悄退了出去。
“中央为什么要调我进京呢……莫不是调虎离山吧?进京,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和我在东北相比,进京任职有没有意思呢?……”高岗支着脑袋,苦苦思索开来。
在此之前,他也曾有所耳闻,中央有意调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到北京工作。为这件事,刘少奇还找他个别交谈过,征询过他的意见,但他始终没有放在心上。他的分析是,其他中央局有可能,但东北局不会;或者只要东北局坚持不调,中央也不会催促,不会一意孤行,因为东北特殊。建国快3年了,我高岗不就名义上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实际上在东北局主事么?东北太重要了,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靠东北,抗美援朝的后方保障依赖东北。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靠苏联支持,苏联最重视和投入人力物力资金最多最大的是东北。东北是谁,东北是我高岗。高岗是谁,高岗是那个受到斯大林器重,被斯大林拍过肩膀的人,是那个和苏联方面关系密切的人。东北离不开我高岗,万万离不开。东北,舍我其谁?
关于中央调几位中央局书记进京任职的背景,需要交代几句。建国之初,战争状态尚未完全彻底结束,中央的领导班子还是相当精干的。考虑到从1953年起,全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必须加强,这就要调入到中央工作。1952年6月20日,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以便参照和借鉴苏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7月,刘少奇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主持起草具体意见。这份名为《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刘少奇看后,刘少奇做了一点修改,即将此件呈转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审阅。8月4日,毛泽东做了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就这样,随即陆续任命了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等人的职务。其中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们之前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早在7月下旬就请邓小平先行到京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接电就于当月带着全家来了北京,在8月7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
和邓小平完全不同的是,高岗并不情愿离开东北。他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迟迟不愿动身赴京。
在西北起家的高岗,和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开始时受党派遣,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也算是一条只身闯过虎穴的硬汉子。1932年后,他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组织陕甘工农红军,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后来,高岗还担任了红二十六军政委。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高岗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派驻西北的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高岗和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陕北干部被逮捕关押,差一点丢了脑袋。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成了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救星。毛泽东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情况后,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刘志丹、高岗等人这才得救。为此,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表示,他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救命之恩。
高岗的政治命运发生飞跃,还是在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在陕北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其威望、资历和能力,还在谢子长、刘志丹之下。谢子长因病去世,刘志丹东征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以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他就几乎无可争议地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了,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高岗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1938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1941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局设在延安,其地位、权力和影响,仅在党中央之下。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此时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是相当显赫了。
延安时期的高岗,的确是权倾一时。他有能力,有魄力,敢说敢干,工作风风火火,颇得毛泽东和中央的赞赏。著名的陕北农民因征粮重而骂毛泽东,说“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的事件,就是高岗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惩处那位骂他的农民,反而反思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认为高岗给他反映了平时难以听到的真话。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中央礼堂做《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还特别赞扬过高岗。毛泽东说:“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讲,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据说在延安,党内高岗只害怕两个人,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贺龙——当时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就连朱德总司令,他都不买账,不服气朱德的批评。
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高岗的人品和权势,以及在党中央,在毛泽东眼里的分量和位置。
一次,毛泽东把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找去,劈头就问:“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
莫文骅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眨眨眼说:“没有意见呀!主席把初稿给我,还给我写了信,让我提意见。我看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想再学,可叶子龙来电话要走了,说主席还要修改。”
毛泽东又严肃地问:“既然没有意见,书出版后为什么不传达?”
莫文骅一听不对,忙解释说:“我们已经做了传达,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在学习。至于学习效果如何,下一步我们还要认真检查。”
毛泽东“哦”了一声,口气放缓和了,又问:“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让别人汇报?”
莫文骅问:“谁汇报的?”
毛泽东说:“高岗同志。”
莫文骅一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高岗背后告状。他气愤地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
毛泽东一听,皱皱眉头,说:“看来,你对高岗同志意见还不小哪。”
莫文骅瞪大了眼睛:“主席,你听我仔细说。这个高岗,完全是在打击报复泄私愤。根子在于,他想当留守兵团的政委,我和肖劲光司令员坚决反对,他没有当成,他就耿耿于怀,背后搞小动作。他作风霸道,权势欲重,不但不注意维护军地团结,还制造矛盾,挑拨是非,搞得留守兵团和边区,和西北局的关系很紧张。像前不久,部队两个连排干部和延长县大队几个队员发生矛盾,动了枪,县大队死了人。本来是县大队先开的枪,却诬告是部队先开的枪。高岗竟然武断地带着私心个人决定枪毙那两个连排干部。我亲自到现场去处理,当面对质,并开枪验证,这才弄清了事实真相,保住了那两个连排干部性命,县大队的人也心服口服了。可高岗却不满意,说部队骄傲,不尊重党的领导。过去也发生过一些军地纠纷,我们高姿态,做了自我批评,他高岗就不做半句自我批评。我顶了他,他对我最不满意,处处找茬。朱老总对他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脾气,你不要和他过多计较,不要和他过不去。他听出朱老总是在替我说话,居然指责朱老总当老好人,和稀泥……”
莫文骅一口气说了一大篇,毛泽东认真地听着。
最后,莫文骅激愤地说:“高岗不调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