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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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谦逊、和蔼，斯大林对刘少奇的信任、尊重，使刘少奇深受感动。刘少奇的心情愉快极了。
　　高岗的心情比刘少奇还要愉快。因为在他看来，能到莫斯科和伟大的斯大林进行长时间亲切友好的会谈，是他的荣幸，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辉煌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到苏联吃过洋面包，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有过联系，打过交道的人，都身价倍增，受到人们特别的尊重，更不要说见过斯大林，引起斯大林注意的人物了。高岗雄心勃勃，一心想把东北治理得像模像样，尤其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大区的前面。会谈在贷款、扩大贸易、派遣专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他的愿望。他十分清楚，就中国方面来说，首先受益的将是东北。他有点春风得意了。
　　跟随刘少奇秘密出访，在几件大事都已商谈完毕之后，高岗于７月底先期回国了。这一方面是代表团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是高岗急于想回东北。他感到东北根本离不开他，事实上，有些东北方面的大事，也正焦急地等着他回去一锤子定音。












　　８月上旬高岗回到沈阳，已经得知中央可能在１０月份宣布建国了。
　　高岗感到兴奋。他忙着找人谈话，了解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内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宣传他跟随刘少奇访苏取得的成果，并具体布置苏联专家到东北后的工作和生活安排。他已经得到通知，刘少奇将于８月下旬回到沈阳，届时将有２２０名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同车到达沈阳。
　　不久，高岗接到中央来电，要他迅速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高岗一到北平，就被告知，毛泽东要找他谈话。
　　汽车停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门口。这时，毛泽东已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办公。菊香书屋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北、东、西、南各五间房，毛泽东在北边五间房的靠东的两间内居住和办公。东边五间房内靠北的两间，是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开会的地方。要进入毛泽东的办公室，需穿过西边的五间房中的中间，那是一道长长的过道。
　　夜色已经很晚。高岗被叶子龙秘书引着走，心中有点不安。他知道这么晚了，毛泽东还要找他谈话，肯定有重要事情。他猜测，可能与政府的人事安排有关。访苏时，他已从刘少奇口中得悉他将进入政府，但怎么个进法，担任什么职务，今后工作怎么进行，他却是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正在灯下批阅文件，见高岗进来，随即起身，热情地同高岗握手，把高岗让到沙发上。
　　“辛苦了，高岗同志。”
　　“主席辛苦。”
　　“你们这次出访很有成绩啊。要来了贷款，请来了专家，得到了建交的承诺，拜了师，取了经，总之是很有成绩哪！”
　　“这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做的。”
　　“谈判嘛，总要费口舌。少奇，你，还有稼祥，功不可没啊。”
　　“主席，斯大林同志对我们非常友好。他对主席的评价很高，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幸福。”
　　“不听啥子这个，面子话哟。”毛泽东摆摆手。
　　“不，斯大林非常诚恳。”高岗坚持说，“我看斯大林说的是心里话。他还一再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否扰乱过或妨害过你们？”
　　“你们怎么回答？”毛泽东问。
　　“少奇同志一再说，没有，没有妨害我们。”高岗回答。
　　“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嘛。”毛泽东皱皱眉头，“他确实妨害过我们。斯大林的记性不坏，他没有忘记１９４５年８月，苏联方面曾给我们来电报，说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危言耸听嘛！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预见恰恰相反嘛！”
　　“他已经感到内疚。”高岗替斯大林辩解，“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害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罢了。”
　　“他能这么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文过饰非，勇于做自我批评，我看斯大林是伟大的。”毛泽东感慨地说。
　　“是啊，是啊。”高岗连连点头。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说：“请你来，是给你通个情况。你们访苏这一个多月，建国筹备工作进展很快。现在中央已经决定，１０月１日建国。”
　　高岗默默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中央人民政府的人选，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几次，并且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见，拟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６人。”
　　高岗竖起耳朵，紧张地听下去。
　　“主席嘛，大家提名我毛某人。副主席嘛，有朱老总，少奇，宋庆龄先生，李济深先生，张澜先生。这是原来酝酿的名单。后来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这似乎太不够平衡。言之有理啊，于是就加推了一人，这就是你高岗同志……恩来嘛，他为总理。”
　　高岗一听，暗自惊喜。他没有想到会把自己安排到副主席的位置上。因为他曾经估摸过，党内资历比他老，能力比他强，目前担任的职务比他高的，还有很多同志。他心里十分满意，但嘴上却说：“其他人选我都没有意见。至于我嘛，我觉得自己不够格。”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在蒋介石看来，莫说你，就连我也不够格。但在人民看来，就够格喽。你说，是听人民的，还是听蒋介石的……当仁不让嘛。”
　　高岗也笑了，又问：“少奇同志原先不是说他不参加政府的吗？”
　　毛泽东解释说：“原先是这么打算的。但后来考虑，少奇同志还是参加政府的好。”
　　毛泽东的话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但高岗也不便多问了。
　　毛泽东又说：“这只是提名的人选。但究竟如何，还要经过选举，无记名投票。”
　　高岗想了想，试探着问：“主席，我做副主席，怎么进行工作，主席准备分派我搞什么呢？”
　　毛泽东似乎对此早有考虑，胸有成竹地说：“你和其他副主席不同，你还是在东北工作。东北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来说非常重要，那里解放得早，基础又好，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把东北建设好，再支援关内，支援全国。这样，全国这盘棋就活了。高岗同志，你的担子不轻哪！”
　　高岗点头说：“按主席的意见办。”
　　９月２１日，高岗以东北解放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大会上代表解放区人民发了言。他声音洪亮，富有感情，不到半小时的发言赢得了好几次热烈掌声。
　　９月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５６人当选为委员。












　　中南海怀仁堂。
　　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至９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全会开幕这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在热烈的掌声中做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党的全会上表扬了东北，表扬东北就是表扬高岗。高岗坐在第一排，面露喜色。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表扬，就是肯定了他在东北采取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曾经有过多少分歧和争论！他透过镜片，瞥了一眼主席台上的刘少奇，前一段关于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
　　东北解放得早，那里大部分农村在１９４８年就完成了土改。土改一年后，即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东北局召开了一个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高岗在会上做了长篇总结。
　　高岗的总结表明，他的思想很明确，他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需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无需实行什么新民主主义政策。
　　高岗的讲话，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但他透过眼镜片敏锐地察觉到，有一个人没有鼓掌，至少鼓得很勉强。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张闻天。
　　张闻天可是个非凡的人物。虽然目前在东北局内，在高岗的领导之下，但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却是平起平坐的，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历史上，张闻天的职务却远远高于高岗，曾是遵义会议选出的党的总书记。因此，高岗对张闻天，不能不尊重三分。
　　高岗走下主席台，径直来到张闻天面前，笑容可掬地问：“闻天同志，你看讲得怎样，有没有不妥之处？”
　　张闻天似乎还在沉思之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原则地说：“哦，你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材料是翔实的，观点也清楚。”
　　高岗还是笑容满面，故做谦虚地说：“观点清楚不等于讲的就对。这几个问题都是新问题，怕讲出错误来。”
　　张闻天说：“是新问题不假。错误不错误嘛，先不忙下结论。但是党内对这些问题确实有不同看法，并且一下子也难以完全统一起来。”
　　高岗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试探着问：“依你之见，不同看法会在哪里呢？”
　　张闻天想了想，有分寸地说：
　　“富农党员嘛，这个问题你讲的对。确实应当注意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要他们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奋斗。凡农民党员有向富农转化的趋势时，应事先给以警告，使其转变。如转变不了，或允许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
　　张闻天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讲起问题来有条有理，思路清晰，逻辑性强。高岗只好耐心地听着。他听出了张闻天同自己有不同意见，心想，张闻天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闻天历史上犯过“左”倾错误，这是人们都知道的。
　　高岗针对张闻天的观点，不软不硬地来了一句：“当然要防‘左’反‘左’。但可不要明明自己右了，却说人家‘左’啊。”
　　张闻天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想和高岗发生公开争论。事后，他接连给毛泽东写了３封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高岗又说：“党员雇工问题，政策性很强，需要向中组部请示。”
　　张闻天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高岗讲话２０天后，东北局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们请示党员雇工问题的答复。答复信是这样写的：
　　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
　　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高岗看了答复信十分不满，对人发牢骚说：“怎么搞的，少奇总是对我们横加指责。这是第二次打我们的闷棍了。”












　　高岗所说的第一次“打闷棍”，是指半年多以前，刘少奇曾就对待民族资本家问题，批评过东北局的“左”的错误。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