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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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7月底回到北京的。稍事休整和准备后,在8月6日召开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他做了长篇发言。
“同志们对新税制批评最多,这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对新税制,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大家都晓得,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以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来补救,应该考虑。新的税制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有点凭想当然,搞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因此提出的补救办法是错误的。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新税制的错误,薄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部长,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志们对他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做检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公平合理地说,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陈云说到这里,停顿下来,用目光扫遍会场,发现许多人在点头。他明白自己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陈云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他的发言不从大家最关注、意见和分歧最大的新税制问题讲起,如果他对薄一波的错误不明确表态,他就说不到大家的心里去,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他还知道,会议之所以开得非常紧张,除了有人干扰,有意气用事,甚至有发泄私愤的原因之外,也是由于财经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地方上的一些干部有牢骚。因此,他在发言中,还对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些财经工作中的问题做了广泛的解释和说明:
“同志们在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工作部门提出了批评,说财经部门是‘单纯财政观点和财政机关比别的机关高一等’,应当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批评得对。今后,需要在思想上加以克服,而且在制度上加以改革。”
陈云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
“从业务的观点来看,财政工作中缺陷不少。像大家提到的统收而不统支的问题,收入统一,支出不保证,下面有很多困难。毛主席提出一起收上来,支出要给足。这样,只做到毛主席指示的一半。中国地区这样大,财政经济还未完全走上轨道,因此,我很同意会议中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做上几年。大区财政对条条经费要能做一定程度的调剂,所谓专款专用,要分别处理。有些部分要保存,有些部分要加以改变,如工业投资要保存,盖厂房的钱不能用于盖大礼堂,但地方上的经费绝大部分是行政公教人员的生活办公费,可以调剂。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上,地方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解决地方上必须解决的困难。但总的趋势是,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使用的钱应放在能使我国在经济上起重大变化的方面,对国家飞跃有重大作用的方面。”
周恩来插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陈云停下来,请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但周恩来向他示意,他没有话了。于是,陈云接着说:
“物价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国家若干物价偏高,这是事实。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自己升上去的。去年9月以来,对降低物价,我是犹豫的。也是担心利润下降,因为屁股后面拖着军费。军费不能短少,而且火烧屁股,因为打仗的事情不能随我们做主。去年艾森豪威尔登台,要进行两翼登陆,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预算,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我们没有脱离军事预算对财政的影响。在物价问题上,不能草率。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情况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于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趁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
这时,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陈云展开看罢,扬了扬条子,说:
“有同志提出剪刀差问题,我正好要讲讲这个问题。缩小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做到。我有责任说清楚,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缩小,资金还要从工业中拿出来扩大再生产。”
陈云的资历、能力和威望使他的发言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上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大家关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因此,他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邓小平是在陈云之后回京的。他经过一番准备,也在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邓小平的特点是讲话简明扼要,不打幌子,不绕弯子,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他说:
“政府财经工作中有缺点,新税制的错误是这些缺点的集中表现。新税制的错误,最早是毛主席做了揭露、批评。这次会上同志们也做了揭露、批评,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批评有助于进步,揭露缺点有助于改进工作,使我们前进得更稳当一点,更快一点。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我相信大家都是抱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来开展批评的。”
周恩来插话说:“还是延安整风时的那句话: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邓小平继续说:
“是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前提是实事求是。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有句老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薄一波同志不是圣贤,他怎么能无过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周恩来听着邓小平的发言,在心里暗暗说道:“小平同志,讲得好哇!”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讲了话,会议气氛很快起了变化。
周恩来这些天来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他知道,这下,自己的结论就好做了。
高岗和饶漱石尽管心中不满,还想抓住薄一波做文章,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只好停止进攻,暂时做罢。
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讲话稿。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周恩来事先已经将他的稿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做了多次修改。周恩来还将稿子发到了政治局委员们手中,会前大家都已反复看过。加上财经会议已经开了很久,稿子中对会议上各方面的意见都收集、体现到了。总之,历来谨慎的周恩来这次把他的总结讲话准备得很细,因此,政治局讨论起来比较省劲,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和力气。
在大家充分发表完意见之后,毛泽东还不放心,又问:“同志们看还有什么意见?”
会上一片沉默。按照以往惯例,热烈讨论之后的沉默,就是说明大家的意见已经表达完毕,再没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了。
这时,毛泽东的目光离开文件,抬起头来,和颜悦色地问薄一波:“一波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你就说,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注意听取薄一波的意见,是因为他知道薄一波会上受到批评后,思想上有压力,怕他有意见也不肯说了。这次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还特别通知薄一波,讨论总理的总结讲话,他一定要参加。
听毛泽东这么一问,愁眉苦脸、一直沉默的薄一波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有些批评意见还弄不明白。”
薄一波话音刚落,还没有等毛泽东说话,高岗霍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高岗:“高岗同志,你的态度就好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高岗仍然逼视着薄一波:“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立刻沉下脸来:“你不要为自己辩护!”
“我……”高岗还想争辩。
“你要干什么?”毛泽东厉声斥道。
高岗此时满脸涨红。他从来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众人面前受到如此抢白。他感到大丢面子,大损威信。但他看到毛泽东今天的态度出奇得严厉,来势不对,已经动了怒,他摸不透毛泽东这是为什么,也就不敢再多说下去,于是嗫嚅了几声,便低下脑袋,不情愿地坐下来。退缩后的高岗又羞又怒,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烟,点烟时双手竟激动得颤抖起来。
毛泽东不再理会高岗,转而对大家说:“恩来同志的结论,就这么定了。大家提出的几点修改意见,请恩来在稿子上改上去。”
周恩来答应道:“好的,下去我即按照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再做最后一次修改。结论准备后天晚上做。我做完结论,次日请主席到会讲话。主席,你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毛泽东点点头:“我看可以。”
8月11日晚,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主持,周恩来做总结报告。
周恩来的这个总结报告,是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的。报告既多次严肃地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又没有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因而这个总结报告无论对于高岗、饶漱石来说,还是对于薄一波来说,从大处着眼,都是可以接受的。
周恩来是成功者。
第二天,还是在怀仁堂,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做了一次重要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挥洒自如,议论风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与会者一个个竖起耳朵,听得分外仔细。
毛泽东是这样讲的:
同志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做得好。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