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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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隔阂。饶漱石本想赶走陈毅,但后来,中央还是决定陈毅回新四军工作,仍然和饶漱石在一起。陈毅大度,做了自我批评。但饶漱石却多了块心病,总怀疑陈毅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要报这“一箭之仇”。
这天晚上,饶漱石没有吃饭。他加服了安眠药,早早就睡下了。谁知他心神不安,想到他这次来京休养,华东局班子竟然做了调整,已经明确谭震林取代他了,越想越窝火,越想越有气,怎么也无法入睡。他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情绪激动起来。他伸手打铃,叫来秘书,要求秘书和中央办公厅联系,他要立即见毛主席。秘书看了看手表,已是夜半三时,便委婉地劝他说:“半夜三更,不知毛主席休息了没有,是否等明天再淡……再说,你的身体也不太好……”
饶漱石大声说:“毛主席的工作习惯我知道,他夜间工作,白天休息。”
秘书还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说:“半夜求见,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饶漱石眼一瞪,说:“用你啰唆?快去联系!”
秘书不敢多说了,吓得赶紧去打电话。
饶漱石这边手忙脚乱地穿起衣服来。
不大一会儿,秘书进来,对他说:
“联系过了,田家英秘书接的电话。他问是否有紧急情况,如无,能否等到明天再说?”
饶漱石大叫起来:“告诉他,当然有急事!不能等,非谈不可,现在就谈!”
饶漱石有些神经质了。
秘书慌忙再去打电话。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不困,让他来嘛。”
当饶漱石接到田家英的电话,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一跨进汽车,便催促司机加大油门,朝万寿路飞快地驶去。
繁星满天。一颗颗清冷的星星,正神秘地眨着眼睛似乎在讥笑着什么。
当饶漱石急切地迈进毛泽东住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命人在会客室里备好了烟茶,他本人也虚席以待了。
“漱石同志,眼睛好些了吗?”毛泽东一见到饶漱石,立即起身相迎,热情地询问。
“感谢主席关心,有所好转了。”饶漱石眨眨眼睛说。
“眼疾可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说,“在延安时王观澜同志有病,我送了他几句话:‘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不用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这次,希望你也这样做。”
“眼疾嘛,倒在其次……”饶漱石欲言又止。
毛泽东抽出两支香烟,递给饶漱石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笑眯眯地问:“夜半出动,军情似火。哪里来的军情啊?”
饶漱石也勉强笑笑,说:“睡不着,心里有话,憋得慌,想找主席谈谈心。”
毛泽东爽快地说:“好哇。你来京这么久,我也没顾上去看你。你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谈谈哩。”
饶漱石说:“主席派王医生去看我,我很受感动。”
饶漱石所说的王医生,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就在头一天,王鹤滨在给毛泽东做常规检查时,毛泽东交代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饶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王鹤滨遵命立即去了。
饶漱石猛吸两口,随即把香烟掐灭,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主席啊,我自1925年入党,投身革命以来,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也无论是搞情报工作、兵运工作,还是搞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我自认为是积极的,勇敢的,坚定的,是和党一条心,对党忠心耿耿的。战斗在虎穴里,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战友,周围的同志,三天两头有人被捕,有人牺牲,真是早上出门,晚上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但我对党,对革命,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绝对没有啊。”
毛泽东点点头。
饶漱石继续说下去:
“我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过几年,在那里相对要安全些。但我没有追求安逸享乐。抗日战争爆发后,是我主动要求回国的。回国后就到了抗日前线。最难忘、经受考验最大的是皖南事变。主席您是知道的,当时,我新四军突遭顾祝同、上官云相的袭击,敌八倍于我,战况十分激烈。关键时刻,项英、袁国平离开部队,叶挺和我在一起,誓死组织突围,但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九千余人的部队,除突围两千余人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小部被俘。叶挺同志不错,项、袁不行。我至今还记得主席和朱总、稼祥同志给我们的电报:‘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关键时刻,群龙无首,内部意见不一,真是要命啊!这比敌人更可怕。要不是主席、中央的几份急电,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生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恐怕我饶漱石也活不到今天了!”
饶漱石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致。他接着饶漱石的话题插话说:
“皖南事变和新四军的失败,就蒋介石而言,是他要蓄意消灭共产党和新四军。但就我方而言,则是项英的右倾和动摇所致。你还记得不,早在1940年4月初,我就致电项英,询问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重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袭击的精神准备。以后又数电提醒、督促。我记得很清楚,事变发生前半个多月,我还致电叶、项,要他们必须烧毁秘密文件,严防袭击。可是,我们的叶、项啊,主要是项英同志,却置若罔闻,犹豫动摇。结果导致自己被害,叶挺被扣。教训深刻啊!”
饶漱石呷了口茶,慷慨激昂起来:
“主席啊,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我是深受其害啊!现在回想起来,项英对我冷若冰霜,我看除了政治上、路线上我们有分歧,就是他生怕我接替他的位置,事事不让我知道,什么事也不通知我。唉,在皖南,我当了三个月的小媳妇!这还不算,事变中,我和机关部分人员被国民党俘获了,差一点遭毒手。我利用身上藏着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才逃了出来。这段历史,我当时就向组织上汇报过,整风运动中组织上也已审查清楚了。”
说到这里,饶漱石打住了,等待毛泽东表态或提问。但毛泽东一直缓缓地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饶漱石见状,接着说下去:
“皖南事变之后,我们按主席的指示,重整旗鼓另吹号,坚决清算右倾投降主义,很快就恢复、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东南和华东的形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那边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了。”
这时,毛泽东点点头,说话了:“是啊,后来你们的日子就像那么回事了。”
饶漱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继续说:
“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在国内搞过,在国外搞过,在地下搞过,在战场上搞过,还在谈判桌上搞过。抗战结束后,1946年初到1947年初,主席、中央命我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我担任书记,还担任驻沈阳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不知中央对我的斗争历史怎么看,是否认为我对敌斗争坚定、勇敢?”
饶漱石说完,瞪起两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待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开始没有料到饶漱石会提出这么个问题。他听完饶漱石这一番表白,心里清楚了,看来饶漱石是到我这里讨评价来的。可他讨评价干什么用呢?他后面肯定还有话。想到这里,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饶漱石的问题,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示意饶漱石还有什么话,一并说出来。
但是,饶漱石顽固地表示沉默。他一定要等毛泽东回答他这个问题后,再说别的。
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只好说话了:
“漱石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嘛。我们的干部,经过了战争考验,大浪淘沙真金在,又经过了延安整风审干,历史都清楚了嘛。你革命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勇敢,中央一直是这么看待的。”
饶漱右一听,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接下去说:
“主席,我在华东工作,十几年了。王明路线,我不沾边。他是先‘左’后右。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是不同意的,和他有斗争。解放战争中,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领导人之间,比如我和陈毅同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这我承认。但我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请主席回答我。”
饶漱石说完,又像刚才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从饶漱石的镜片后面,看到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有几次眼球还不规则地在微微跳动,不由得心生悯意。他想,心眼心眼,心和眼是连着的。难怪饶漱石眼疾治疗不好,他心里有这么大的疙瘩,怎不心火上升,直逼双眼哪!
毛泽东端起茶杯,也示意饶漱石喝茶。但饶漱石不动,仍直勾勾地盯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呷了口茶,笑笑说:“漱石啊,谁说你犯路线错误了?你说出来,我找他辩论去!”
饶漱石下意识地张了张嘴。
毛泽东停了一下,和蔼地说:
“错误嘛,人人都有。你有,我有,斯大林也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不要动不动就说是犯了路线错误。1943年在延安,政治局开会批评王明,王明才是真正犯路线错误的一个。那时我就说过,《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今天我再向你说一遍,以后我们都少用‘路线’二字。”
“主席真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惊喜地叮问一句。
“没有嘛……怎么,你希望人家说你犯了路线错误啊?”毛泽东也幽默地反问一句。
“既然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像是起解嘛。又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主席,我想不通!”
“让粟裕同志陪同,是让你有个照应,纯粹是为你好嘛。”毛泽东解释说,“如果这个做法给你以唱《苏三起解》的感觉的话,责任在我。是我这么安排的,我这里向你道歉。”
说着,毛泽东就要起身给饶漱石道歉。
饶漱石慌了,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说:“不,不,我不要主席道歉,我只是一吐为快。”
毛泽东解释说:
“中央考虑到华东那边运动紧张,上海工作任务又重,你的眼疾的治疗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