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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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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来到不同的地方,我就开始哭了,眼泪开始掉下来。那些场面,不过是一个笑话、一点音乐,诸如此类。我在哭什么呢?这电影应当令我感到一份炫目的快乐才是呀。我的哭,并不是因为这电影;我不过是因为,竟然可以如此深深地爱着一出电影,而哭起来了。”    
    今天回首,那真是一个电影在庆祝诞生百周年前夕,犹充满着鲜活的希望的年代。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基亚罗斯塔米(《橄榄树下的情人》)、侯孝贤(《戏梦人生》)等新进大师创作力如日方中,杰作迭出。新秀塔伦蒂诺、王家卫、蔡明亮(《爱情万岁》)、北野武(《奏鸣曲》)等又纷纷拍出他们的新人类电影代表作,年轻影迷也可轻易找到他们的偶像。而王家卫又特别幸运,遇上塔伦蒂诺这个知音,《重庆森林》在不少地区皆紧接着《低俗小说》数月后上映,二人惺惺相惜自然容易变成宣传话题,故在英国和法国,王家卫有“中国的塔伦蒂诺”之称。又不论有心或无意,王家卫火速开拍的《重庆森林》续篇《堕落天使》于1995年拍竣,打铁趁热,卖埠固然不愁,更在国际的电影节界、影评界和艺术片市场延续了气势及知名度,为他其后的声名地位更上层楼奠下了基础。    
    1995年9月,《堕落天使》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次国际曝光,现场观众反应之热烈,简直是吴宇森当年受到英雄式欢迎的翻版'3'。同月,《重庆森林》在伦敦发行上映,《视与声》以显著的六版篇幅报道,托尼·瑞恩(Tony Rayns)更以《时间的诗人》(Poet of Time)为题,对王家卫推崇备至。再一年后,轮到《堕落天使》于伦敦公映,《视与声》更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及同样大的篇幅,誉之为“本年度最令人兴奋的电影”。


第二部分王家卫电影的海外接收(2)

    相形之下,在香港引起满城风雨的《东邪西毒》,在国际上的反应便远不如《重庆森林》般轰动。这本来自然不过:连本土观众都看得一头雾水的复杂人物关系,看似支离破碎的结构,外国人要靠追字幕(因此难以分清谁是旁白的主人)来看懂影片的来龙去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话得说回来,《东邪西毒》在西方也有它的知音和拥趸,像其时尚未走马上任鹿特丹电影节总监的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电影主管西蒙·菲尔德(Simon Field),便对王家卫重塑武侠类型的努力十分激赏。加拿大影痴约翰·查尔斯(John Charles)甚至在其巨著Hong Kong Filmography; 1977…1997中,以三倍篇幅详论《东邪西毒》并给予10分满分!    
    香港影评人中推崇《东邪西毒》的,不少却是由于有《阿飞正传》的情结。那不单指《东邪西毒》在某程度上是《阿飞正传》未能拍成的下集(因此先天上已加感情分),更因二片受到建制保守派的责难如出一辙,且一部比一部严厉。在卫道(维护创作自由)的大原则下,《重庆森林》相对上只是一个轻盈的小品而已——更何况王家卫在剪接《东邪西毒》的空隙中,以短短三个月时间闪电完成这部减压兼充电的习作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对香港人来说,最决定性(definitive)的王家卫电影始终是《阿飞正传》,就像吴宇森的代表作永远是《英雄本色》。但西方人的接收过程跟我们并不一样,令他们为王家卫和吴宇森倾倒的,肯定是《重庆森林》和《喋血双雄》——都是二人更形式风格化,感情负荷也较轻的作品。    
    须知《重庆森林》在西方能替王家卫做出突破,固然有影评人眼前为之一亮而推崇备至的成分(王菲的短发使他们想起吉恩·西柏格或安娜·卡利娜,影片的即兴与自由亦使太多人拿早期的戈达尔作品如《筋疲力尽》来相提并论),但更重要的,是它执著于年轻人为爱情烦恼兜转的题旨,对他们的浅薄造作毫不避嫌(梁朝伟对着毛公仔和肥皂诉心声),从而赢取了千千万万年轻影迷观众的欢心。甚至可以说,《重庆森林》是王家卫作品中最开扬、最接近有个团圆结局的一部。正如他本人自承:“开心的东西,永远讨好,我想。去到什么地方,这都会是一个原因——这戏令人看得开心。”'4'    
    《堕落天使》便片如其名,调子比《重庆森林》阴暗多了。尽管在国际艺术片市场上,成功延续了《重庆森林》的气势,却不见得增加了多少王家卫的影迷。'5'那主要是由于素材和风格皆承接自《重庆森林》,容易被诟病为重复自己,创意不强;此外,全面采用漫画化音乐录像式拍法,技巧缤纷多彩之余,也易招卖弄之讥。不过,作为王家卫首个创作阶段的总结,《堕落天使》其实是一个集各种风格技巧大成的portfolio。而在无厘头大癫大疯的背后,弥漫着的却是深沉的无奈、落寞的悲情,那份近乎歇斯底里的凄楚情怀,与《重庆森林》的温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堕落天使》在海内外皆没有形成太大的风潮,王家卫拥趸固然是一贯支持,反对派也照旧冷言冷语,但已没有《东邪西毒》时那样各走极端。颇能代表美国影评界及电影节策划精英口味的一次1997年《电影评论》票选(“90年代一百五十部无发行的外语片”),三部其时尚未发行的王家卫作品中,《堕落天使》的排名也落在《东邪西毒》及《阿飞正传》之后。    
    《春光乍泄》则可谓算无遗策的一次再出发,一如片中对白“不如我们从头来过”而一击成功,进一步奠定王家卫在国际艺术片市场的地位。他首先放弃了多线交叉的叙事法,减少了充满个人特色的主观旁白,甚至完全弃用动作暴力及杀手、警察等类型元素,以纯粹文艺片的姿态,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影片的化繁为简,开门见山,甚至赢得本地一向对王家卫十分有保留的石琪的赞许,认为他“今次做到直接集中,刻画细致,章法分明,风格统一”,“逐渐掌握了个人表现与江湖卖艺之间的平衡,得奖兼叫座,不再摇摇摆摆,迷迷乱乱,可望走向成熟发挥的新阶段。”'6'    
    其次是大胆以同性恋为题材(其实是包装),加上时机的配合,对西方电影节及影评界可谓魅力没法挡。初度角逐戛纳即夺最佳导演奖殊荣,并不算太出乎意料。这也是王家卫首次自觉而纯熟地运用这套借参展和得奖来造势及卖埠的行销策略,成绩美满(戛纳在过去十年间,逐渐抛离了柏林和威尼斯,于三大影展中一枝独秀)。作为一部同性恋题材的亚洲片,在欧美艺术片市场绝对有卖点,上映速度也比《重庆森林》快得多(戛纳曝光五个月后已在纽约公映),一度束诸高阁的《堕落天使》更赶在其后乘势推出。    
    事实证明,《春光乍泄》只是牛刀小试,到《花样年华》才是这套策略的丰硕收成期。影片表面回归《阿飞正传》的60年代背景,延续的却是《春光乍泄》化繁为简,单刀直入的路线,由始至终是梁朝伟与张曼玉出神入化的对手戏。杜可风的淡出和李屏宾的加入,使影片视觉风格由动至静,从现代跳脱到古典华丽的转向水到渠成。王家卫这回不但把两位主角的明星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锐意突出美轮美奂的东方色彩(那些使人目不暇给的中国旗袍)及怀旧情调,果然在西方所向披靡。事实上,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到侯孝贤的《海上花》,早已证明了这个道理。


第二部分王家卫电影的海外接收(3)

    梁朝伟圆其戛纳影帝梦只是开端,《花样年华》因王家卫创作上的转向,雅俗共赏指数火速攀升。加上同于2000年轰动戛纳的《卧虎藏龙》,奇迹地刷新华语片在西方各国的卖座纪录,紧接着上映的《花样年华》也沾光不少(起码减少了不少观众对看字幕的抗拒)。以翌年2月开映的美国票房为例,《花样年华》收入二百七十多万美元,足足是《重庆森林》的六倍,真真正正打开了王家卫在各地的艺术片市场(《重庆森林》只是开始打入)。媒体报导及评论的次数当然亦以倍增,影片更囊括了美、英、法、德、西班牙、阿根廷等多国的年度最佳外语片奖。'7'    
    “九七”回归前夕,王家卫凭《春光乍泄》获戛纳最佳导演奖,香港政府无暇兼顾。新旧世纪之交,梁朝伟借《花样年华》登上戛纳影帝宝座,却取得特区政府的官方肯定,影片为香港电影资料馆筹款首映之余,王家卫更获颁一枚铜紫荆星章。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花样年华》亦连下五城(最佳男、女主角、美指、服装、剪接),比《春光乍泄》只有梁朝伟获最佳男主角一奖风光多了。从《阿飞正传》到《花样年华》前后十年,王家卫与本地影业的关系,是离经叛道到浪子回头的一个循环吗?    
    无论《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有多少计算的痕迹,我们仍然无法不被它们打动,或不为王家卫的才情而倾倒。当《东邪西毒》引起论争的时候,我们还不太能肯定他在国际影坛的地位,甚至有意见认为,以世界水平衡量他在本地是过誉了。但在戛纳这个世界顶尖的影展中,看《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与国际第一线的大师新秀作品同场角逐,感觉是毫不逊色,获奖也是实至名归,便知在世纪之交《视与声》回顾20世纪世界电影的专题中,选王家卫为“90年代的代表人物”'8',绝对有它的道理。    
    事实上,王家卫被西方接受的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完全不入东方主义的窠臼(多数中国第五代导演却不能免)。西方评论叫好的焦点,正是他们早已拍到了无新意的现代城市人感情故事,在王家卫手上如变魔术般脱胎换骨,风格新颖悦目之余更足以感人。换句话说,他们欣赏的是王家卫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同”(世界性的主题,共通的人类情感),而非东方电影与他们的“异”(异乡情调、古老文化、乡野背景)。    
    因此最常见的一种评论角度,就是作者论,集中分析其作品从主题、角色、演员到技巧和风格的内在联系。他作品不多自然很有帮助,本地评论之中也不乏作者论取向的尝试。但不同的是西方评论这样做时,是把他放在一个国际的脉络中,和评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阿托姆·伊戈扬的态度没有太大分别;香港影评人则比较执著本地的脉络,时刻不忘他在香港电影的特殊位置。此外,本地评论更有大量社会、政治及文化的阅读角度,如“九七”回归和过渡期心态等,都是西方人较少涉足的范围。'9'    
    至于王家卫在本地最惹人争议的放任浪费的工作方式,西方人却多数不会大惊小怪,甚至投以欣赏的目光。因距离较远的关系,他们也较少从作品生产的背景,探讨王家卫的创作心理和身为影业中人的心情。不过,当他们专注于仔细的文本分析时,却往往有深入的观察和发现,与本地影评人诉诸直觉的洞见殊途而同归。    
    又有一些评论人对香港电影早有涉猎,见解不时一针见血,非后来跟风研究王家卫的学院派可比。如霍华德·汉普顿(Howard Hampton)便指出,王家卫作品的特点正是其艺术上的“不纯”,像《东邪西毒》既别树一帜又是彻头彻尾的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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