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72-走开,我有情流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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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出走,无非是从一个牢笼迈向另一个牢笼——你会后悔的。
那年,我似乎16岁。
他们砸碎了玻璃杯、热水瓶、穿衣镜还有电视机。我无法想象没有穿衣镜和电视机的生活。每天出门前看几眼镜子里的自己,每天回来后看几眼电视里的别人,这些是我的嗜好。
查老师问我:“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照镜子和看电视。”
他摇头晃脑:“这些是不良嗜好,怎么能成爱好呢?”
“嗜好和爱好有什么区别,查老师?”
“嗜好是中性词,爱好是褒义词。褒义知道吗?就是好的,美好的,明白了吗?相对的是贬义词,是坏的,丑陋的。”
没有经过查老师的同意,我擅自把“照镜子和看电视是我的嗜好”这话写进了日记里。本来想加上“不良”二字,可是母亲说:“吃喝嫖赌才是不良嗜好。”
穿衣镜没了,电视机没了。
天刚有些亮色,灰里透白,白里透蓝,如同宣纸上化开的黑墨水,再倒上点蓝墨水。如果太阳出来了,就应该是再倒上了些红墨水。这样一联想,我找出了抽屉里的钢笔,又顺手拿了一条红丝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拿红丝线。拿钢笔是因为我妄想有天靠笔吃饭,拿丝线做什么?难不成我要缝缝补补过一世?
多年后,和人家谈起我的离家出走事件。他们问我带了什么出家门,我说:“钢笔和红丝线。”
我要离家出走。我无法忍受没有穿衣镜和电视机的生活,是他们,就是他们,剥夺了我拥有嗜好的权利。
他们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走进客厅,穿过父亲和母亲,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我说:“天要亮了。”父亲问我:“橙子,你知道我的烟放哪里了吗?”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外走。
母亲问我:“橙子,你上学怎么不带书包?”
我镇静地说:“书包忘在学校了。”
我接着往外走。
我带上家里最后那扇铁门的时候,听到了最后一件易碎品破裂的“哐啷”声,似乎是为我鸣的一声礼炮。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祖父留下的半人高的大瓷花瓶。
“走了。”我这样对自己说,然后冲着那所房子摆了摆手,没带走半小片云彩。
我的口袋里有43块钱、一支钢笔和一条红丝线。
黑墨水和蓝墨水搅和着的天空终于有了红墨水的支援,我一抬头,呀,天真的亮了。于是,我坐在学校门口小卖部的水泥台阶上,等着它开门。大概等了10几分钟,胖阿姨来了。胖阿姨是个和善的老板娘,她曾经给过我一块奶油蛋糕。
她很惊讶地看着我:“橙子,你那么早就来了?一直在这里等我吗?”
我说:“胖阿姨,我想打电话。”
“你怎么不在家里打呀?”
“家里电话坏了。”
“哦……”
她开了门,我把身体靠在玻璃柜台上打电话。玻璃柜台擦得很亮,我看到自己尖刻的下巴和蓬乱的长发。没打通,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胖阿姨问我:“橙子,你打的是长途?”
我努力点着头,把嘴唇咬得生疼。
她笑一笑:“小姑娘外地还有朋友呀,老不简单呢!电话机的长途锁没打开,来,我来开锁。”
第一次听到了方子牙的声音。他仿佛用被子捂着嘴巴,声音含糊:“谁?怎么?”
“谁?怎么?”这是方子牙接起电话张口就来的话语。无论对方是亲人、朋友或者情人。
然而对于首次拨通他电话的我来说,这已经是最最真挚最最厚道的表达了。我必须简明扼要地说完我要说的,我的口袋里只有43块钱。离家出走,再不回头,我只有这43块钱。我还要坐上某种交通工具,我走不动也走不远,我穿的是皮鞋。猪皮做的一双鞋,红色的,大圆头,鞋底很厚。
我说:“我是橙子,我口袋里只有43块钱。我要坐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到你的城市,43块钱能坐上那种交通工具吗?”
他的声音一下脆亮起来,像早起的一只小黄鹂:“橙子,你坐火车到S城,大概只要38块钱。我现在呢,也马上从A城赶到S城去。这样的话,我们晚上就能在S城碰面了。”
“你不是在A城吗?我要去A城。”
“你的钱不够呀,而且那么远,我怎么放得下心?我们先在S城见面,我再带你回A城。好吗?你到了A城,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呼机号码你背得下来吗?12……”
“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那我去买票了……我是说,我真的就来了……”
“来吧,我的未来女作家。”他狠狠地说了这样三个字——女作家。
我颤抖了一下,如同他把我塞进了冰库。
胖阿姨收了我1块钱,她半眯着眼睛:“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
我打量着柜台里手掌大小的圆镜子,我问她:“这个怎么卖?”
“2块。”
“2块?”
“2块。”
“胖阿姨,我要买它。”
我把镜子塞进口袋,它和钢笔接触发出了“哐哐”的响声。
我说:“胖阿姨,我得走了。”
“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她又问。
我全然觉得没隐瞒的必要了,早早晚晚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离开的消息。
“是的。我要和我男朋友一起生活。”我把“生活”两个字加上了重音,听上去就像“剩货”。
我走了几步,她拉住我,从背后拿出一个塑料袋。什么都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捏了下我的鼻子,笑了那么一笑。妩媚得很,活泼甚至生动。打开那袋子,我看到了矿泉水和面包。
我摆着手:“我走了,胖阿姨。”本来我要说些“日后涌泉相报”的话,终归还是吞回了肚子。我问她要了梳子,用皮筋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我又摆了摆手,她说:“不错,很漂亮。橙子,你会幸福的。”
同学们都来上课了,他们面朝着学校的方向,前进前进。我的屁股朝着学校的方向,我也前进前进。查老师骑着自行车,他在我身边停下来。
“橙子,你干什么?”
“书包忘在家里了。”
“我送你回家,拿了书包咱们再一起去学校吧。”
“不了不了,查老师,我跑得很快,快极了。我一定不迟到的……”我拼命跑着,猪皮鞋子那么沉重,地心引力那么可恶,而路,竟然那么长远。
《走开,我有情流感》第一部分私奔的少女(二)
售票员的嘴唇涂成猩红色,油腻的一张大饼脸,两边的雀斑就是刚洒上的芝麻。
她说:“去S城,76块,8点半。”
“不是38块吗?”
“你是学生吗?”
“是啊是啊!”
“学生证呢?”
“没带……”
站在我身后的那排队伍挺长的,挨着我后背的是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他拍了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走到他身后去。我不肯动,他把半个身体从我左侧探过去,对售票员说:“同志,麻烦你了,我要两张火车票……”
票,火车票。
我很自觉地退出了队伍,又不甘心地排到了最后。手里捏着的钱皱成了一团。我把它们摊开,团紧,摊开再团紧。我没单独出过门,也没坐过火车。母亲不喜欢火车。她和父亲带了我去过一次首都北京,坐的是飞机,在我5岁的时候。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坐飞机的感觉,母亲说我在机舱里东张西望,又哭又闹,她恨不得把我扔回地面。
也许是我不喜欢漂浮的感觉。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只喜欢火车。
方子牙说,有那么一天,他要给我买一列火车,以便满世界流浪。火车票只有两张,除了子牙和我,谁也别想乘坐。
流浪真好。
而我,买不起生命里第一次流浪的火车票。
火车站里有各种形状的人。高瘦,矮胖,高胖,矮瘦,或者身材适中。我特别希望他们中站出一批人来,不管什么形状,只要站出那么一批人来。那批人都买不起火车票,我和他们冲过检票口……冲!冲!冲!最好他们都是到S城的,我们一路狂笑一路高歌……
“小姑娘,你好!”有点熟悉的声音。
“冲……”我迅速抬头,“冲……”
看到他了。确切地说,看到了一张干净的成年男人的微笑着的脸。正是那个穿军装的莽撞的家伙,正是那个买得起票,一买就两张的家伙。
我别过脸去。
“你的票我刚才帮你买了,现在都8点了,你该去候车室了。”
“什么?”我疑惑地斜着眼睛瞧他。
“我把票给你,你别误点了。我是下午的火车,上午还有事情要办的。一个人出门要当心,到地方了给家人电话。”他把票塞到我手中,一边做着“再见”的的手势,一边转身走开。
解放军叔叔?是的是的,“解放军叔叔”是一个褒义词。
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它们是我非常喜欢做的游戏。
“子牙”是褒义词,“胖阿姨“和”解放军叔叔“是褒义词。
母亲眼里,“丈夫”是贬义词。父亲眼里,“妻子”是贬义词。
母亲和父亲眼里,“女儿”是中性词。
少年狼问我:“子夜,那‘少年狼’是褒义词吗?”
我说:“狼,你是形容词。比如可以这样说,狼的子夜。你是我的形容词,除了我,谁都不许用。”
“子夜的狼,可以这样说吗?你也是我的形容词。”
“不,不可以。你不需要形容词了,你太完美了。”
认识少年狼的时候,子夜22岁,2002年的夏天。完美的身穿白衣的19岁的少年狼走进我的家门,子牙给他拎着旅行包。薄薄的一层刘海,遮着他宽阔的额头。一对黑褐色的眼眸左右流转,一只宽厚的手掌搭在子牙的肩膀,另一只手掌直直地伸向我。
子牙对我说:“这就是少年狼,我跟你说起过的小师弟。你看,橙子,你快来看看,我们像不像一对亲兄弟?”
我一手伸向少年狼,眼光则不停地在两个男人脸上搜索。
少年狼学着子牙那样叫我:“橙子,你好。”
子牙摇着头:“不,你还是叫她子夜。‘橙子’是我对她的爱称,就好像我叫她‘老婆’或者‘妻子’。”
少年狼抽动了一下嘴角,像是在笑:“子夜,不好意思,冒犯你了。”
已经很多年没人叫我橙子了,除了子牙。
我16岁离开家门,坐上火车的那刻,内心里喷发出一个可笑的念头:我要改名字。
火车上不拥挤,也不算脏。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山峦和田野从我眼前滑过。我不会再回来了,P城,我要和你永别了!我兴奋地难以抑制,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大口。那清冽的感觉弥漫过我的喉咙直达我的胃。
从我的家乡P城到S城,要坐7个小时的火车。这已经是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