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君臣-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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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革弊必遭人之忌(1)
九月二十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炼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拣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做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坟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盔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兴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滋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们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惟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第二章革弊必遭人之忌(2)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哪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继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祷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一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茶,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做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细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着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做解释。
“这绝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