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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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做证。除分函政府各有机关备查处，特登报声明如上——罗隆基3月6日。”
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
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局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这样一来，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而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他突然被监控，感到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正面答复。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听话听音，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尽管事已至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传下话说：“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喜欢他，更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搞了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并于11月6日以张澜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
从这天起，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罗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愤慨。后经张澜再次斡旋，陈立夫口头表态说：“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住医院，费用我们可以包。”
可谁知道，罗隆基这一入院，就被软禁了起来。而现在，上海解放在即，蒋介石居然要对自己下黑手了。
疗养院的夜晚，静谧而森冷。205病房——监控室里，郑定竹递上听装的“伽莱克”香烟，敬着监守的军警。四个轮值的军警毫不客气，拿来就抽，还没忘往左右耳朵上夹。郑定竹套着近乎，“白天的事，你们是过分了，疗养院上上下下都抱不平！”
军警似乎不把好客的郑医师当外人，也叹开苦经，“郑医生，我们是担待不起呀！真闹出个什么意外，你身家性命没了，我们脑袋也‘搬家’了！”
另一军警透着风，“听说……大头儿毛森也紧张着呐！”
“有这么严重？”郑定竹趁热打铁，“你们先抽着，等一下给你们送酒菜、夜宵来。”轮到军警套近乎了，“还是郑医生够意思！”
随后，郑定竹就以查房为由，拐进相邻的206病房。他压低嗓门向张澜与罗隆基通报了外面抓人、处决的情势，很有些焦虑，“再不想办法走，怕走不了啦！”
张澜显然判断着什么，“现在外面晓得我们被软禁在这里么？”
郑定竹摇摇头，“他们封锁得很紧。肯定有鬼！”
罗隆基从反向思维考虑着，“嗯。只有让社会上都晓得了，他们才会有所顾忌。”
张澜立马想定，“找叶笃义。”
从来不问政治，只会埋首医学、治病救人的郑定竹，自己都没有闹清楚，怎么也急着问“政治”！
郑定竹马上拨打电话。叶笃义闻知后，立即转移了住址，赶紧想法营救张、罗二人。
上海军统站。远处不绝的炮声，夹杂着楼上受刑人的呻吟、尖叫声，直给人一种揪心的迫压感。但在毛森听来却分外入耳，这是他的战绩。
他向手下交代道：“你们特别行动队现在的惟一任务是捕杀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一口气都不能歇！”
队长即刻回命：“是！”毛森特别强调，“另外，派一个分队，把虹桥疗养院给我死死围住。”副队长有点犹豫，“警备司令部阎锦文他们已经监守着。”
毛森决然道：“我要多一道保险。黄炎培给他溜了，张澜、罗隆基我们再不能有丝毫闪失！”
队长提议，“干脆我派人去解决了，保证人不知鬼不觉。”毛森扬手一止道：“要解决也绝不在疗养院里。再闹出一个‘李公朴、闻一多’风潮来，只怕老头子都兜不了。他俩的命，老头子这一两天里就会发落。”
一夜之间，虹桥疗养院几乎成了大监狱。毛森直辖的武装警察，三步一岗地将疗养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路人过客见状莫不退避三舍。
二楼的206病房里，罗隆基的目光从窗外收回，苦笑道：“呵，蒋介石又加岗‘保护’我俩啦！如今倒真成了蒋介石的瓮中之鳖了！”
张澜倚在床上，似在闭目养神，又似在倾听——大炮的轰鸣声不时可闻。罗隆基也倾听着，心里猝然滋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这回是‘大不妙’啦！哎，表老，给我们的生死占一卦？”
张澜睁开眼皮，估量着，“劫持我们去台湾，为他所用——那我是死也不会去的；留下我们，他又绝不会心甘，只能是——”罗隆基脱口点出：“暗杀？”
张澜毫不怀疑，“他没有胆量公开枪杀！我们却非得要堂堂皇皇地死不可，也好把这个阴毒的两面人嘴脸让全国老百姓看清。”
罗隆基点着头，仍不弃一线生机地念叨着：“这个叶笃义到哪里去了？”
第四部分 上海的黄昏第20节 上海城破已是指日可待
念叨叶笃义的还有郑定竹。他是一个极顶真的人，答应了的事，没有办好，心里就不舒畅，憋得慌。这位从来一心医道的专家近些天来居然也有些心不在焉了。他此刻正给病人听着心肺，无意间突然瞄见叶笃义正穿越香雪园小径，直往住院楼赶去。
“请稍候。”郑定竹条件反射般地欠身而起，关照着病人，径自急急出门。香雪园——盆景花园，叶笃义惦挂地又望一眼住院楼二楼，加快了脚步。“这位病人请留步。”
叶笃义听声音很熟，回首见是郑医生，刚要问什么，即被郑定竹迅捷打断：“你的肺病处在活跃期，是要传染人的，不能随便乱窜。”叶笃义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郑定竹手里作驱赶状，嘴里低声急告：“张、罗二位已被软禁，要你把消息捅出去；特务也在抓你，赶紧离开上海！”叶笃义一惊不小！郑定竹又故意拉响嗓子，“哎，你到底走是不走？想传染给大家？！”
叶笃义连连应声：“走，就走，别那么凶好不好？”他暗觑一眼住院楼206房的窗口，返身回去了。206病房的张澜与罗隆基总算舒出口气！
罗隆基止不住庆幸着，“好，好，叶笃义把这消息往香港一送，蒋介石的封锁就打破了！”
郑定竹一样地庆幸着，“你俩获救的希望也增大了！”
张澜并不如罗隆基与郑定竹这般乐观道：“郑医生，把你也给拖累了。”
郑定竹连连摆手，“谈不上。谈不上。张老先生你在清朝时候去日本留学就敢要慈禧太后退位；保路风潮里大军阀赵尔丰用枪口顶着你，你还敢指斥他们出卖路权给外国列强，欺骗老百姓……”
“你听他瞎摆。”张澜一睃罗隆基。郑定竹依然正经有加地自问自答着，“你图个什么？不就图个国富民强？我郑定竹敬重你们！这回也‘政治’一下。”张澜与罗隆基相顾开颜。
郑定竹忽然想到什么，顿时来了劲道：“对了，对了，疗养院后门二十年没开，没人注意，万不得已，就敲掉锈锁，从那里逃走？！”
罗隆基眼睛一亮道：“倒也是一个办法！”张澜径自忖度着，没有做声。
罗隆基，这位一向“敢为天下先”的硬汉子，此时见张澜默然无语，他不禁有些着急，问道：“表老，你倒是说说，这个办法行不行？”
“不行。”张澜把头一摇，断然否决道，“看管得这样严密，我们采取这种办法，反而授人以柄。出了事情，别人也有话说。”
“那只有坐以待毙了吗？”
“不然，共产党会对得起朋友的。”
共产党果然对得起朋友。中共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后，急报党中央。周恩来指示：设法营救张澜脱险，可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虎协助。杨虎是中共的统战朋友，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老部下、正负责监管张澜和罗隆基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
阎锦文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他态度大变，有意无意对张澜、罗隆基透出了一些信息。但张澜和罗隆基将信将疑。
5月9日，阎锦文和稽查处大队长、军统特务聂宗奉命驱车前往疗养院，聂宗为看管方便，要将张澜带走另行监管。阎锦文以张澜病重为由，主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