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5-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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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地，可以认识到基于个体差异的教育差别是不可能，甚至也不应该由学校去消除的。公平和优秀的价值冲突，反映的是“个人权益与公共福利之间长久以来的紧张状态”：学校要为全体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则共同福利要先于个体学生的发展考虑；相反，学校如要彰显才干，个体发展的目标则要优先于学生群体的考虑。显然，如柯尔曼所言，学校教育所能做的只是减少而非消除这种差别。他最终把社会生活理解为一种合同关系：根据这一合同，个体的某些权利必须交与群体，而另外一些权利仍为自身保管。（莫琳·T·哈里南主编。教育社会学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0）
政府，还是市场？
“教育产业化”的现实极大地模糊了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市场化”改革被视为损害社会公平的万恶之源。然而，有必要区分引入市场机制、私人产权的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治理改革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正如研究者所言，当前在社会公平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许并不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私人产权方面做得太多，而是在政府公共治理改革方面做得太少。
如张春霖指出，近20年来在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小，消费者个人承担的比例越来越大，加上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到位等因素，致使低收入阶层无力支付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成本。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化”，既不符合事实，而且会起误导的作用。
现实的情况是，在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同时，市场机制其实也没有引入多少。从所有制看，教育和医疗行业至今仍然是公立机构一统天下；从产出方面看，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价格都受到严格的政府管制；从投入方面看，最重要的投入——教师、医生和护士的劳动——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市场；从市场体系看，形形色色的垄断、特权依然广泛存在，公平竞争远没有形成。实际的情况不是所谓市场化过度，而是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不到位并存，市场机制或者没有发挥作用，或者被扭曲。（张春霖。公平何处寻。经济观察报，20060403）
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在基础教育阶段，西方国家针对公立学校的择校改革，更根本的特征是放权，通过向社区和学校赋权，实行学校自治，向家长和学生赋权，放宽择校限制，促进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增加教育的活力，形成学校特色和多样性。
比较之下更容易认识我国“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在这一发展模式中，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没有改变，政府对学校直接、微观控制的弊端没有改变，国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没有改变。本应更大程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主要由政府包办的状态；作为教育产业的主体，本应大力发展的民办教育，仍然步履维艰，份额很小，使我国教育资源的短缺成为一种典型的“体制性短缺”。由于缺乏建立学校自主性的目标，虽然学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异乎寻常的激烈，但是学校的办学特色、多样性却没有出现。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中，政府从事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职能是明确而清晰的，与市场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工。当前，特别需要强调恢复和保持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明确政府是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体，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在减少教育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促进教育公平上负有主要责任。与此同时，必须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改善政府的公共治理，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首先是打破垄断、解除管制，这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形成一种开放的、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扩大教育供给，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此外，需要通过分权和下放权力，促进社区和学校的活力，建立学校的自主性，形成学校教育的品质和特色。
中国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先进的、真正能够兴国的教育。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需要新的教育理想，改革需要奠定清晰的价值和目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公共政策的旗帜上，鲜明地大写“公平的发展”！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题记前言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的缘起，是2003年开始的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该课题后来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课题组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实证调查，于2005年1月正式结题，举行了成果发布。
本书的写作是从2005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开始的，全书的结构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部分。
引论和前四章是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的理论梳理。写作之际，正是教育公平成为重大社会热点之时，舆论对教育乱收费、教育产业化的声讨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令人欣慰的转向，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渐成主流话语，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希望参与和回应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写作中涉及了中小学择校、教育乱收费、独立学院、“教育产业化”等若干热点问题，致使写作的任务越来越艰难，预计半年左右的写作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收缩目标，放弃了对高考招生制度等若干问题的讨论。理论部分的探讨，因此也显得芜杂、不够规范化和学术化，它可以为后文提供一个基础和背景，并借以表达一些个人的意见。
后五章是关于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实证研究，以及教育公平的评价指标和实际测量。作为一项实证研究，遗憾和疏漏也很多。一个基本情况是我国基础数据的严重缺失。常规的教育统计中少有公平的维度，分城乡、分性别的数据稀少、残缺，分阶层的数据则完全没有。对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至关重要的分省的高校招生数始终未能得到，只能以高考报名数替代。由于一些认识和判断是建立在片断和局部的数据之上的，这肯定会影响定量研究的准确性和结论的说服力。为弥补这一不足，书中较多地引证了近些年来的同类研究，以为比较和印证。这一经历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我国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不仅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而且也缺乏必要的信息基础，建立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数据库，促进教育信息的公开化，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受制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精力，一些地方浅尝辄止，未及深入。例如：关于家庭背景与高中生的入学机会有关，而与学业成就无关；家庭背景对高中生进入不同学校的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高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距的改善，马鞍形曲线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库茨涅茨神话”，即社会公平在趋向好转之前必先恶化；关于女生的增加、一些省市的考生女生超过男生；以及不同地区教育公平的不同表现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检验。因而，本书呈现的研究是十分粗浅和初步的，诚望方家批评指正。作为引玉之砖，或可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积累和教训。
本研究是课题组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的研究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研究。感谢卫宏、张岩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距的研究，周金燕对教育公平指标和测量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吴晓兵、何永振、杨志勇、张丽对河北、内蒙古、山东、湖南等地的受教育机会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周蜜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差距的研究，何永振、张畅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距的研究，杨旻对高等学校转制的研究，等等。本书后半部分的写作主要建立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之上。
感谢陆学艺、孙立平、谢维和、朱永新、程方平、袁桂林、张玉林、李春玲、刘精明、余秀兰等众多学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萧今博士，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研究和学术思想，还是实际的参与和支持，都使我们受益匪浅。感谢我的同事王烽、靳贵珍、杨春梅、陶红和周玲，他们为这一研究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雁翎主任和姚成龙编辑，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使本书得以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和水准出版。
需要特别感谢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博士，与他的合作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方法和理念：通过研究者、管理者、大众媒体等不同角色的参与和互动，使研究过程同时成为一个学习、传播、影响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过程。
杨东平
2006年6月10日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
新中国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这样两重使命：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又要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为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培养大量急需的专门人才。这一教育发展中“公平—效率”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如何既保持大众教育的公平价值和革命精神，又与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接轨，为实现工业化迅速培养大量专家，对于新中国的教育无疑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和严峻的考验。
新中国教育公平的状况和变化，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动力和发展方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2年之后、“文革”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呈现各不相同的状况和因素。深入认识这一过程，对于促进中国教育公平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从大众主义到精英主义
要对教育的大众主义、精英主义做出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事。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比较方便地区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45束手无策 作者:[美] 杰克·威廉森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