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1-温州富姐-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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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热情地报道了。中国服装协会的领导对我所设计的服装大为好评,还把我和其他几位设计师比做是这届时装周的“黑马”呢。
记得当时我是在民族大剧院举行“迷·丽”专场发布会的。在这次发布会上,我总共把它分成了四个主题,即:骚客——黑白系列;妩媚——蓝紫系列;天籁——自然系列;曙光——红色系列。整场发布会在面料、款型、用色上进行大胆突破,张扬了个性,同时也再次释放了我对服装设计的终极理念。在这次发布会上,我所设计的时装倾倒了热爱时尚的京城观众。为此,我由衷地感到了一种自豪和欣喜。
回想起来,在这届“迷·丽”时装演示会上,我着力使色彩让红、绿两大阵营首先出场,到不同粉色的罗列与重叠以及土黄、有扎染感觉的水蓝、水绿和鲜艳的桃红、冷酷的银色,之后则又回归于水的蓝色主题。而其款式则是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超短裤套装、超短裙套装到繁杂至极的或缀着流苏或绣着荷叶边儿的纤长裙装、飘逸的夸张裤;从露肩、露背、露脐装到超长灯笼裤、灯笼裙……无一不在显示着我的创新和叛逆的设计理念。同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了我对服装艺术的一个飞跃性的理解。
正当我为我的“雪歌”大获成功而高兴之时,我原来没有董事会监理这一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中,出现了一些不大和谐的音符。我曾讲过,2000年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年,它不但为我的事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更使我发现了管理方面必须要迫切地直面的问题。
在这一年里,我的投入无疑是相当惊人的。但我还是想在此基础上,向更高层面发展,于是我就同家人商量。我说,既然已经为打造“雪歌”花了许多精力和财力,就得趁此机会再努力一番。
那时我想去参加全国十大设计师等的评选,而这,就必须做一场发布会来扩大影响。根据当时的行情,那得花40来万元吧。
我弟弟阿军则不大同意了,以为个人的荣誉现在不是最重要的,钱是“不能乱花的”。我父亲倒是支持我,说,前头的投入已经是相当可观了,况且,这也是为了企业的荣誉嘛,所以,既然都到这个份儿上了,钱该花的时候还是要舍得花的。
于是,我们的分歧自然是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其实,有了矛盾是不可怕的,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矛盾。
通过我的一再坚持和努力,我的各种发布会还是如期如愿地进行了。
之后,我在2000年里又为“雪歌”添上了几项荣誉:我被评为“中国十佳设计师”,我的“雪歌”服装荣获“2000年最具时尚品牌女装”和“中国服装设计商业组排行第一”等众多荣誉称号。
在此后的许多服装服饰博览会上,我作为温州方面的展团成员之一出席,都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比如2001年的北京中国国际服饰博览会(CHIC)等等。从此以后,“雪歌”品牌的服饰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所传扬。
此后展会的出席以及所获得的荣誉,我想在这里就暂且不要再罗列了吧,免得有自我表扬之嫌。还是说说我的管理方面的感受,也许对读者朋友来说,更具有一种时代特征的思索吧。
我们知道,温州是改革开放政策下的最早受益者之一,也是民营经济令人刮目相看的前沿阵地。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温州家族式的管理在当今的人们眼里无疑是要改变,或者是正在要改变的。但是,要一下子把它全部改变掉,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尽管我现在“雪歌”公司里的管理人员,大多数是从外面聘用的。
2001年,我跟随温州有关部门的代表团去日本最大的一家公司参观、考察,见到了它们的品牌经营模式及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比如,其中它就经营着30多个品牌呢。回来的途中我就觉得深受启发。
尽管“雪歌”的女装是为了使女人更为美丽的,但如果就这样不再经过改进了,也势必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发展的。我开始步入服装界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过很专业的设计培训,而现在经过市场的磨练,我对此也已经有所成就的今天,却发现这都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必须向管理上要效益了。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却是它致命的一个阻碍呀。
曾经有一次,我在会议上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位表弟的做法,因为他动辄就说“陈董怎么说,陈董怎么说”,这样一来,就给许多下属人员一个印象,听他的话是对呢,还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是对的呢?因此,这容易给管理造成混乱,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次,我的那位表弟居然和管理他的经理打了起来,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对企业来说,那可是致命的。于是,我就果断地把我的表弟给开除了。
这样一来,就引得我妈一个劲儿地对我哭诉了。长期以来,她可是任劳任怨地帮我理财和打理一些麻烦事儿的啊。现在由于这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觉得我“翅膀硬了”,“无人情味”了,不再听她的话了,以为这一回无论如何也得要我收回成命;但我就是坚决不同意。
要知道,在一个企业的初创阶段,也许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还是有其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但随着事业的做大做强,再这样下去,那势必是不行的了。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进来新的有用人才。
我知道,当初刚起步时,我是向量要效益,继而是向质要效益,接着就是向品牌要效益,再后来我当然是要向管理要效益了。而这就非得要好的人才不可呀!因为我深知企业像学习一样,不进则退,只有自我表现完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我招纳了各地来温州的精英来为我的“雪歌”工作。
第一部分实在是只能靠人才
但我妈却觉得让外人来管理,是不能太放心的,她就天天盯着人家,我觉得这样不好,曾说过她。她觉得特委屈,以为我对管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放心并放手地让他人去干呢?只有让亲戚去参与管理,这才会对公司的发展有保障啊。
但我从各方面所学到的知识中,知道新时代的企业,实在是只能靠人才,而不是仅仅靠所谓“自己人”就行的。
我妈见我固执己见,就又哭开了。我为此还特地写了封信给她,说明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知道现在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让她不要老是为我担忧,为我牵肠挂肚以至于睡不好觉了。同时,我还在信中说,相信人,并进一步地用好人,就会对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不然的话,以后又怎么能够留住优秀的人才呢?而一个企业能不能发展,事实上是得益于各方面的人才的。但真正的人才却并不是像想像中那么容易用好,相反,一些并不怎样的人却也会借机坑害企业。因为我见到过一个企业的老板朋友,就曾因极度信任他手下的“人才”,却反而被他坑了一把呢。
在怎样更为有效地使用人才的过程中,我当然也摸索出了一个自以为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人才难用非得用,奴才好用不可用”。而一旦等到管理规范了,那使用人才的误区,自然也就会少得多了。
在管理方面我曾同我妈有过误会,毕竟她年纪大了,而且她也是出于爱我的缘故,婆婆妈妈的地方就自然不少。所以,我就当面婉言相劝她别操心太多了,要不,我还是用写信的方式同她沟通,这些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当然,我爸由于他自己也曾经营过企业,对我的做法自然是容易理解得多,知道管理企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难题,所以,我俩在这方面的误会,自然也就少得多了。
上面我也曾说到过,2000年我为继续向中国服装业最高级别的个人荣誉评比冲刺时,同我弟弟阿军有过意见分歧。我知道弟弟是很有个性的人,而且许多事情他也往往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且,这时候他的许多朋友又爱开玩笑地说,阿军啊,你现在还是在跟你姐干着哪……他似乎也有些“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受到一些温州人所谓的压力吧,于是就想自己出去创品牌了。再就是,我弟弟和他姐夫阿勇的意见也多有不同,意见不和所引起的矛盾,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需要解决了。于是,我就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使大家在不伤亲情的前提下,能够客客气气地“分了家”。
对我来说,2001年是极其艰苦而且又是极其富有意义的一年。在一次所谓的“分家”会议上,我提出把原本可评估为7000万元的厂房,作为3000万元“打”给了阿军,同时我还把一部分现金也给了他。
许多亲友都不理解,但我觉得自己就是度量大,不必去斤斤计较财产,而财产是靠人才创造出来的。我只要拥有人才,就可以从头开始呀!
况且,我坚信古人所说的,一定要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这正像当时我妈担心我会吃苦头一样,而其实我不是不怕,而只是有信心去把它努力克服掉。许多曾经跟着我干的职员都说,陈总有这种魄力,跟着她干是不会有错的。
记得在我们姐弟俩分家后,我的“雪歌”公司尚需一段调整后才能重新开展工作。而这时一些原本已曾到别的公司里上班了的员工,看到我正在重新组建公司,他们居然又从正在干着的单位出来,就连在那个单位里干好了的工资也不要了,却切切实实地在等了我几近3个月的时间!这真是令人感动和鼓舞的啊!
其中有一位员工的来信,真的是使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释怀。他在信中把我的这一次“剧变”,比做是第二次创业。看着这些滚烫的言辞,我心里无疑是特别感动的,不禁流下了已经许久不曾流过的泪水。
我无疑感到我和弟弟阿军的分家独立,是人生中受到的一个最大的挫折了。但我坚信这挫折终究会过去的。我当然看到了自己的不成熟所带来的缺失,但路依然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走出去的。
我们夫妻俩到市区国大广场用年租金70万元的高价格,租来一幢楼作为我的办公用房,从而开始了我人生的再次飞跃。我知道,现在除了打造品牌和规范管理之外,我还得大力引进人才,为我所用,为“雪歌”的大力发展所用。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又获得了许多社会荣誉,比如说,在2001年10月的第四届温州交易会上,为继承盛唐遗风,我成功地举办了“彩·唐”发布会等,从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接下来,我每年都会获得一些社会荣誉。2001年6月,我为港星王思懿等主演的《美丽的金边衣裳》电视剧,担任服装设计艺术指导;同年11月,我被浙江省青少年基金会评为“浙江省青少年英才”。2002年9月,我又被温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第九届“温州市十大优秀青年”;2003年被评为“晚报形象大使”等等。
我自然知道自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但社会给予我的荣誉很多,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去回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