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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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门关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他与向导乘夜出发，但不久向导借故离他而去，玄奘独自一人继续赶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着一堆堆驼马粪和骸骨的痕迹前进，过了四座烽火台，便踏上了莫贺延碛（意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险途莫测。入沙漠后，玄奘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余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便又重新西进。四五天后，由于没有滴水入喉，他浑身热燥，眼睛也睁不开了，最后昏到在黄沙之中。半夜里昏迷中的玄奘被凉风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继续前进。幸而老马识途，终于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经伊吾（今哈密）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高昌国王麹文泰笃信佛教，他久闻玄奘大名，热情挽留，竟给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难。因玄奘拒绝留居高昌，高昌国王采取强硬措施，坚决不许玄奘离开高昌。玄奘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以绝食表示决心。到第四天，高昌国王终于同意放行，条件是玄奘为高昌臣民讲经一个月，取经回来先在高昌讲经三年。①玄奘继续西行，经阿耆尼（焉耆）、层支（库车）而进入凌山（一名冰达板，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素尔岭）。凌山高入云天，山顶冰雪不化，登攀极为不易，特别是食宿困难，只能“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玄奘转道中亚地区，再爬过艰难程度超过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翻越黑岭（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大岭），终于在夏末进入北印度。玄奘从高昌国到这里，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那天到这时，跋涉了将近一年。
天竺求学与讲学当时的天竺分为五部。玄奘进入北印度后，即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足迹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余国。贞观五年（631），他进入中印度到达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即前往著名的那烂陀寺（一名施无庆寺）学习。那烂陀寺建寺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该寺除讲习佛经外，对因明（逻辑学）、声明（音韵学）、婆罗门经典乃至医术等也都有研究，僧众人数常在万人以上。寺院的经费由政府负责供给，并支持该寺的各种活动，所以那烂陀寺久盛不衰。寺内学徒勤学苦练，学风严谨，学术思想自由活跃，经常举办各种讲学、辩论活动。主持法师戒贤这时已年逾百岁，学问、道德为人所景仰，大家尊称他为“正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法藏”。戒贤之外，还有不少精通佛学的高僧。戒贤在问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表示欢迎，并在生活上给玄奘以上宾的待遇。那烂陀寺内达到上宾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内只有十人。戒贤法师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讲学了，这次破例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达千余人。至此玄奘求学《瑜伽师地论》的目的经过几年的努力达到了。还听了戒贤主讲《顺正理论》、《显扬》以及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学问。他不时地提出学习经典时所存在的疑问。其间玄奘的梵文、婆罗门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五年后，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学习。六年后再次返回那烂陀寺。这时的玄奘学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戒贤对玄奘也极为钦佩，安排玄奘以留学生身份主持讲席，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这两论是属于那烂陀寺以外的体系，戒贤让玄奘主讲，足见该寺学术空气的活跃。
寺内有个戒贤的高徒师子光，专讲“中观”法门中的主要经典《中观论》、《百论》，而对“瑜伽”学说颇有非难之词。这是由于他存在偏见，不能融会贯通。玄奘为了团结他，消除彼此误会，就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说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观”两大派并不相悖的道理，戒贤以及寺中僧众看了交口称赞，把它刊布流通。
师子光愤然离去，从东印度请来高僧旃陀罗僧诃，怂恿他前去辩论，想借此驳倒玄奘。谁料该僧来到后听了玄奘讲论的佛经，心悦诚服，不敢再出面辩论。这样一来，玄奘的声誉益发远扬。
玄奘刻苦钻研印度各种佛教经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视。在印度大、小乘纷争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各国国王都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邀请玄奘赴该国讲授大乘教义。戒贤本已同意殷切思归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尽管使者往返说明还是拒绝了鸠摩罗的请求。不意鸠摩罗求请玄奘心切，见被拒绝便以武力相胁，如果不答应，“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戒贤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讲学。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听说玄奘在鸠摩罗处讲学，便遣使请鸠摩罗急送玄奘来该国。两王为此发生纷争，差一点就动了武。最后双方协商，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
曲女城在羯若鞠阇国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贞观十六年（642），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印度的十八个国家的国王，通晓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等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也去了千余人，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会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学术盛会。会议开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宝座，后依次是十八国国王，各国名僧及婆罗门等，其余道俗僧尼在会场门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讲自己所撰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阐发大乘精义。玄奘宣讲后，由明坚法师宣读全文，并抄写一份悬于会场门口，征求辩论。在场数千僧众，仅少数偶尔提出疑问，一经解释又深表折服，此后再无人提出问题。这样十八天过去了，无人能难倒玄奘。大会结束后，戒日王按印度传统请玄奘坐在饰有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贵的大臣陪同巡游。他们掀着玄奘的袈裟，向周围观众宣扬：“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当时万众欢呼，群情悦服。从此，玄奘博学名声，传遍印度。
归国译经玄奘在印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并未改变玄奘学成归国的初衷。贞观十七年（643）春，玄奘带上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离印度返回祖国。戒日王的赠赐十分丰厚，玄奘仅留下路上所需，其余婉言谢绝。他改走从葱岭南端越过大山，经于阗回国。沿途由于有戒日王的文书，所以顺利地到达于阗。在得到唐太宗的诏书之后，玄奘继续向长安进发。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玄奘到洛阳朝见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玄奘归国成为唐朝举国上下共闻的盛事。
玄奘冒险西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师地论》在内的佛教经典。此次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三个月后，玄奘谢绝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贯注地从事译经。由于取经印度在唐朝引起强烈反响，人事交往成为译经的严重障碍，为了能有个安静的环境，玄奘向唐太宗提出到幽静的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没有答应，而将为其母亲修建的位于长安的弘福寺选为译场，并指令守卫者严加把守。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地都先后成为翻译场所。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①，共1335 卷。比我国早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人翻译的总和还多600 多卷。玄奘译著数量惊人，质量也很高。唐代以前佛经的翻译已有一段历史，出现过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译家。他们虽然精通梵文，但对汉语却不在行。他们翻译时是“手执胡本，口宣秦言”，再由助手笔录，这样“则校竟终日，卒无所成”①，他们只能意译，经助手笔录润色，文章固然流畅又富文学色彩，但译出的文章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②，常出现辞不达意或错译的情况。而一些精通汉文的中国僧人，则对梵文又缺乏了解，译成的作品也是“终隔圆通”③。玄奘兼通汉梵语，水平也极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广求诸蕃，遍学书语”④，到印度后又集中精力学习婆罗门《声明记论》，了解其音韵变化，达到了能以梵文著书立说的熟练程度。在印度各地“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⑤。因此在翻译时达到了出口成章、下笔即是的程度。尽管有优越的条件，但玄奘对翻译工作仍十分认真。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译机构。译场由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环节组成，彼此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玄奘选拔了像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一流学者有二十余人，因此助译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后又有文学大臣参加，更是锦上添花。
为了保证译著的质量，玄奘审选版本，往往“备详众梵本”，“殷勤省覆、方乃著文”，遇到疑义，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经》即是通过三个版本翻译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玄奘突破了鸠摩罗什以来的意译局限，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的框框，以直译配合意译，坚持既不违原意，又便于中国① 《大唐内典录》卷五作六十七部，冥祥《行状》作七十五部，均不确，以《慈恩传》卷十的七十四部为据。
① 《出三藏记集》卷十。
② 《高僧传》卷三。
③ 《出三藏记集》卷一。
④ ⑤《续高僧传》卷四。
读者阅读的原则，达到了文从字顺和文义切合。例如“印度”一词的翻译即是明证。《大唐西域记》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这个准确称呼就是玄奘时定下来的。玄奘的译文语言精练，切合原著，形成了鲜明、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除了将梵文译成汉文外，玄奘还将汉文译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玄奘的翻译事业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大唐西域记》玄奘到印度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他计划把自己旅行的情况记述下来，以了解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况，并教育后人。他与弟子辩机合作，据他的口述，辩机笔录，将西行经过撰成《大唐西域记》共12 卷。弟子慧立、彦悰也据玄奘事迹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书从不同角度记述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以及传闻听说的二十八国的详细情况。《大唐西域记》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具体是地理环境、山川走向、气候物产、城市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