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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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①。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②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③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①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② 《魏郑公谏录》卷五。
③ 《贞观政要》卷一。
① 《魏郑公谏录》卷五。
② 《贞观政要》卷一。
③ 《贞观政要》卷三。
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①。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②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①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②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③。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① 《贞观政要》卷三。
②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② ③《贞观政要》卷三。
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①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③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④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①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②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③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② 《贞观政要》卷三。
③ 《贞观政要》卷三。
④ 《魏郑公谏录》卷一。
① 《魏郑公谏录》卷二。
② 《贞观政要》卷一。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④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①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①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