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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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史称他为“朗达磨”，以表示对他的反感。这时，韦。达那巾任大论，朝政由反佛的贵族大臣把持，达磨成了傀儡。
在吐蕃历史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病疫十分频繁。一旦发生，往往成为宗教斗争的重大口实。达磨即位不久，重复了这样的事件，反佛的贵族大①《西藏王统记》。
②《贝玛噶塘》第79品，转引自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页。
①《布顿佛教史》。
臣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归罪于佛教，达磨的诏令说，“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印度妖魔的像”，是不吉利的象征，要想保护吐蕃的“好风水、就要”消灭佛教和寺院，让僧人们还俗回家。“②由此开始了吐蕃历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内容包括：停建、封闭佛教寺院，正在修建的一律停止，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用泥土封闭，小昭寺变成牛圈；破坏寺庙设施，如抹掉寺内壁画，许多佛像被扔到河里；毁烧佛经：镇压僧人，其中僧人上层被杀，中层遭流放，一般僧人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有的则被迫弃佛归苯。
这次禁佛运动大约始于838年，止于842年，时间并不长，但对佛教的打击却非常沉重，在此后的百年左右，没有起色。西藏佛教史籍称之为“灭法期”或“黑暗期”，此前则名之为佛教的“前弘期”。
公元842年，达磨在拉萨大昭寺前被佛教僧人自古多吉射死。围绕赞普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分别拥护他的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争夺王位。从此吐蕃王朝内部分裂，相互混战。各地将领拥兵自据，彼此争伐，原先的属部相继脱离吐蕃管辖。接着爆发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彻底崩溃了。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云南历来是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原始宗教普遍流行，又各呈异态。自唐代建立南诏国（738—902），云南大体统一，东北与唐内地沟通，西北与吐蕃接壤，东南同中甫半岛诸古国相邻，既有长期的和平交往，也有不间断地战争隔离，在文化和宗教上，也受到这三个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南昭亡后，经过短暂的战乱，成立了大理国（937—1253），接受汉文化的倾向愈益强烈，终于为元朝所统一。元朝以来诸王朝的宗教文化政策，对云南宗教的演变也有很大的作用。
从大理开始，云南就处在佛教国家的包围中。内地佛教可以从成都或交趾进入云南，然后经中南半岛同南亚诸国的佛教衔接起来：吐蕃佛教则直接进入云南西陲，又能沟通与尼泊尔、印度佛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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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与云南接壤的缅甸骠国，早在5世纪就有上座部佛教传播，约7世纪，这个教派从这里传进今傣族聚居地区，后来情况不明。11世纪下半叶，蒲甘王朝重兴上座部佛教，再次从今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形成润派佛教；又有从缅甸传入德宏州等地的佛教，形成摆庄派。1277年开始有傣文的贝叶经出现。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下嫁第19代宣慰使刀应勐，随来之僧团携带大批佛像佛经，并在景洪地区兴建塔寺。不久，佛教又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傣族中。除早期的润、摆庄两派外，后又形成多列、左抵两派，所用经典，系巴利语三藏的傣语音译本，重要部分有傣语翻译。此外，傣语和布朗语的佛教注疏和著述也不少。
②参见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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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密教传进云南比唐代内地还早。据邓川大阿阇梨段么墓记，唐贞观己丑年（629），一个名叫观音的，自乾竺率段道超、杨法律等50姓之僧侣来到大理地区，传播密印，南诏奇王之朝密教大兴，号为阿阇梨教。其中杨法律为印度人，被尊为阿阇梨教始祖。
据传，840年来自摩揭陀的赞陀崛多，受到南诏王的崇敬。在鹤庆、越州等地传播阿阇梨教，创建三密道场，弘扬瑜伽。在9世纪来南诏游化的还有梵僧李成眉及其弟子禅和子等。872年，南诏王世隆（859—877）在弥勒造铁柱，于铁柱周围建寺庙，崇拜大黑天。事实上，阿阇梨教还带有明显的土著信仰色彩，特别是原始神祇和巫术等。
大理建国后，继续崇奉阿阇梨教。这个王朝自段思平到段兴智，凡22主，其中7主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所有官吏都必须是阿阇梨教徒。一些头面人物，也多以“观音”、“般若”等命名。阿阇梨教实际上成为大理国的国教。
元朝统一大理之后，阿阇梨教转向民间发展，曾成为反对异民族压迫的重要力量。明初曾禁止这里的密教流行，后设阿阇梨纲司严格管理。清政府更迭下禁令，限制越严。最后，在儒学和藏传佛教及内地禅宗的冲击下，阿阇梨教逐步失掉本有的特色，趋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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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
—594），574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580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
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300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
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400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9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
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
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4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2200余卷，由此可见7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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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流行佛教著称。隋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来隋。其时“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
多奉佛法，尤信道士“。《旧唐书》亦云：”国尚佛道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