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宗教观-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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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一字，照天使的解释，乃是‘大喜的讯息’（路2：10）凡相信福音的，谁能不喜乐呢？超神论者、无神论者，以致怀疑论者，是不会喜乐的，因为他们的理论如此；犯罪的、作恶的、卑劣的，只有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为如此。但是一个基督徒，认识了救主，相信祂的应许，和祂完成了的恩功，万无怀疑恐惧之理，而只有喜乐与夸胜。感谢上帝，使我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得到征服死亡与坟墓的大胜利。”

　　3。　李查曼院长（Leechman）

　　苏格兰格拉斯哥学院院长李查曼博士，曾在晚年对他的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门徒作见证说：

　　“我虽现已垂老，不久人世，但是我的内心却有无上的平安。我很快慰，能在你面前作见证。这种内心的平安，并非象平常人那种从修养得来的淡泊、宁静，而乃是一种得胜的喜乐。但是你知道这种得胜的喜乐的根源是什么呢？”

　　他便指着放在书桌上的圣经，加强他的语气，从眼睛里流露出光芒：

　　“世人都把它忽视了，不知那里而却充满了无上的欢欣与快乐。因为圣经保证我们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林前15：53）”

　　4。　麦考士校长（James　Mccosh　1811…1892）

　　麦考士博士原籍苏格兰，后任美国普灵斯顿大学校长，于科学和宗教方面，发表好些著名的著作。麦氏于其所著《基督教与实证主义》（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tism）一书中，曾有一段话说：

　　“离开了上帝的作为，则一切的力量，便毫无作用：

　　（一）　机械的力量，不能发生化学作用。
　　（二）　无组织的物质，绝不能产生一个最低级的动物。
　　（三）　原形质（Protoplasm）只能从有生命的物质产生。
　　（四）　有组织的物质，只能从细胞才能产生；但是第一个细胞从何而来的呢？
　　（五）　植物从种子而来，但第一粒种子从何而来的呢？
　　（六）　动物不能从植物而变成，那第一个动物从何而来的呢？
　　（七）　无知觉的物质不能产生感觉。
　　（八）　单从物质或感觉，不能产生良知。
　　（九）　无论在人类以前或以后，无论在有科学以前或以后，从来没有人会发觉有新的物种产生，此则连达尔文本人亦承认的！
　　（十）　我们绝无可靠的知识，
　　（十一）　凡属人类，甚至野蛮人，都能够认识上帝；而禽兽则无论如何训练，却绝对不能。

　　基上各点，则所谓进化论，实在是一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思想。”

　　麦氏又在其所著《神治论》（Method　of　Divine　Government）一书中，斥责某些哲学家之愚妄，因为他们否认上帝的作为与安排，而空谈所谓自然的法则，麦氏又在此书里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说：

　　“一般学者，往往把上帝的事工（科学）和上帝的话语（宗教），放在互相敌对的地位，这是一件大可遗憾的事。其实二者，乃是有密切关系的，是没有冲突的。因重视科学而不信上帝的启示，固属大谬；因相信上帝的启示，而反对科学的研究，亦非正当的态度。因为研究科学，并非不信上帝；信仰上帝，并非遗弃科学。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现象，乃所以认识上帝伟大的事工与作为，正所以引导人类进入宗教的境界。所以只要科学能够正确地解释自然现象，正可与宗教相得益彰，正足以阐明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科学与宗教，并非不共戴天之仇，大可不必自相争执，徒费心力；而应修好言和，起来对付他们的公敌，那便是愚味与成见、情欲和罪恶。

　　科学有一个基础，宗教也有一个基础，如果能够配合联络，则不仅成一物之两面，而且正可异曲而同工，同归荣耀于上帝。如果说，科学是外院，则宗教为内殿；如果说，科学是圣所，则宗教是至圣所；而现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殿幕已经从上至下裂开，中间隔断的墙，也已拆毁，彼此已经和好，都应同听永活真神的圣言。”

　　5。　威瑟斯庞校长（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

　　普灵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庞博士，乃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一位敬虔的圣徒，曾在讲道的时候，论敬畏上帝对公民自由的重大关系，发表他的意见说：

　　“一个真正爱护美国公民自由的人，乃是一位真正虔诚，热心维护真道，宣扬福音的人；亦为一位竭力阻止道德腐败的人。谁是公然不信上帝的人，我敢说，他必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当我们国家面监危机之时，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各就本位，作中流砥柱，抵挡罪恶的泛滥，传扬圣道，务使国民都能敬畏上帝的圣名，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若爱家和爱国，亦应爱你的上帝。在国家危亟存亡之秋，只有真的与神和好、与神合一，守神律法的敬虔的圣徒，才是一位德行高超的志士、忠勇护国的精兵和真有贡献的公民。愿神赐恩，使我们的自由民主建立在圣道基础之上，使自由与圣道，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第十章　史学家的宗教观
　　1。　计佐（Francis　P。G。Guizot　1878…1894）

　　法国政治家、历史家计佐曾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复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务总理，主保守政策。计氏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史学上负极大的时望，而且又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法国怀疑主义和无神主义猖獗的时候，计氏绝不随从末俗，不愧为一卫道的圣徒。计氏死后曾得法国政府至高的荣誉。计氏在他的遗嘱中说：

　　“我信上帝。我敬畏祂，但不敢妄想了解祂，我看到上帝时时临在，时时在施展其作为，不仅在其整个宇宙的永远计划之中，不仅在人类的生命里面，而且还在人类社会中间，尤其在新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以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为人中保，舍身救世的恩功上面。我在圣经和福音的奥秘之前屈身敬拜，我不敢用科学方法来企图解释这里面的奥秘。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的讨论，我只有敬谢不敏，置身事外。我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上帝已准备我为基督徒；我深信我们在神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仅凭人的理智对于上帝一切无谓争论之空虚。”

　　计氏又在其所著《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一书中，论教会在罗马衰亡后的力量，说：

　　“当欧洲面临暴力侵略，行将沦亡之秋，幸赖有一种伟大磅礴的道德力量，维系其民族生命于不堕，如果那时没有教会，恐将为暴力所征服。因为只有教会，才有道德力量，能维护并宣扬神的教训与律法；只有教会才能宣布伟大的真理，成为要类希望的根基，因为唯有上帝的律法，乃是超越一切的律法，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万世而不移的。”

　　计氏又论宗教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说：

　　“基督教会对于近代欧洲道德学术的发展，实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近代欧洲学术道德的进步，主功乃是神学的。史实证明，从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千余年之间，支配人心者，乃是神学。而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问题，也都从宗教观点出发；甚至数学及物理学也尊重教会的教义。所以神学的精神，几乎成为当时欧洲社会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直到培根、笛卡儿时代，才把英法人的思想与心意，带领到神学领域之外。基督教会对于欧洲各国人心影响之大，实非其它各国可与比拟。在东方国家，宗教与学术，是分为两橛的；在欧洲，宗教与学术，乃是‘水乳交融’的。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性质不仅是人文的，也是宗教的；可以说，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工’的结果。”

　　但是这种绝非意味着欧洲的学术文化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计氏论宗教改革运动说：

　　“宗教改革，乃是一件划时代的大运动，乃是由人心的心志发出来的一股伟大力量，使人类得到自由，可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换言之，这乃是解放人类理性和反对教会专制的伟大运动，这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改教运的结果，乃是人类思想自由发展一个极大的进步，乃是人类心志解放的重大发展。”

　　最后计氏又论圣经的权威说：

　　“在信与不信两种思想斗争中，最有效的作战和致胜的法宝，乃是真神启示的，充满力量的圣经。”

　　2。　莱基（William　E。H。Lecky　1838…1903）

　　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家莱基著有《欧洲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Europe。1865。2　vols）、《欧洲伦理史》（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1868。2　vols）及《十八世纪的英国》（Emgland　in　the　18th；Century；1878）诸书。莱氏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在其所著《欧洲伦理史》一书中，有一段对耶稣基督颂扬备至；并论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教训，对于后世人类之伟大影响说：

　　“基督给予世界人类一个崇高的圣范，虽经一千八百余年长期的变迁，但却始终使人类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种感人以深的爱心，而且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地域，在何环境，都能充分表露与体行，不但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德性的典型，而且还是这种伟大德性实践的动力。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大，实远胜世间一切扣学爱的探讨和道德家的劝勉。”

　　“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其真正的源泉乃在耶稣基督。不论人心如何败坏，罪恶如何深重，不论大主教会僧侣如何专擅腐化，不论教会如何遭遇逼害，不论狂信派之如何感性用事，都不能损害真正教会之尊严。因为基督的圣范，永远昭垂，乃是改造人心的不易原则。完全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林前13：5），这种舍己无我、无限伟大的爱心，乃是改造人格的动力，亦为一切德性的源泉。”

　　3。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