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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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 页。
长度达84。92 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 百万加仑。③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速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速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发展（一）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专制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①。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②，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③。但该厂管理体制腐败，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陆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 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陆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①。其后，陆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0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 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陆炮；1915 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马快枪11 万多支，枪弹4000 多万颗、各种快炮740 多尊、前膛钢炮120 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 万多颗、前膛炮弹6 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②。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62 页。
①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 页。
②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0页。
③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0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4 页。
② 同上书，第430 页。
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0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 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 年）、山西制造局（1898 年）、河南机器局（1899 年）、湖南机器局（1903 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04 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00 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1 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 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①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制民用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南制造总局将船坞、轮船厂、机器厂等划出另组“江南船坞”，归海军督察，采用商办方式，到1912 年4 月共制造各式兵轮、商轮130 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厂垄断上海造船业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为海军部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所”，并对设备有所扩充。从1912 至1921 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轮船240 余艘。江南制造局则加添工匠，制造为矿务、农务所需的机器设备。福建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本省善后局承担铸钱任务。安徽制造厂于宣统元年（1909）改为电灯厂，经营电灯、电话业务，而将原来承担的修配枪械等事务另设修理所附设于电灯厂中。这些变化，体现了军事工业兼造民用产品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清廷官办军事工业被北洋军阀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业的发展与演变从甲午战争到1913 年，民用工业有了明显发展。据统计，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达549 家，资本总额为12029。7 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达86 家，资本额为2949。6 万元，约占这一时期新增资本的四分之一①。这86 家官方控制的企业，有85 家成立于清皇朝统治时期，并主要分布于采矿、冶炼、纺织等方面。
1。矿冶业。
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官方控制的采矿业有了发展。湖南、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纷纷设立矿务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矿为突出。
（1）煤矿。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新增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采煤企业达17 家，占这一时期万元以上采煤业总数41 家的41％；资本为763。4 万元，占采煤业资本总额1410。3 万元的54％②。其中规模较大的煤矿有：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学熙招商，设于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61 页，载《光绪32 年闰4 月商部奏》。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69—919 页表统计。②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70—873 页表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开拓矿区，请照开办诸方面享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初定股额200 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资300 万两，实缴不过300 万两。该矿从欧洲购置新式机器，修筑运煤铁路，设有发电站、炼焦炉等。到宣统二年（1910），已开采的6 矿每天总产量为1300 吨③，生产颇有起色，并与英商控制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辛亥革命之际，周学熙等转而要求与开平煤矿联合，遂于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开滦煤矿总局”。从此，滦州煤矿亦为英商控制。
萍乡煤矿：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购置机器开采，主要矿区在江西萍乡安源。该矿拥有采煤机械、洗煤机、焦炭炉、电灯、电车、铸造厂等设备，日产量约在1000 吨至3000 吨之间。宣统三年（1911）前三季日产量平均达2240 吨，日产焦炭达551 吨。煤炭主要供应汉阳铁厂。
（2）金属矿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 年，官方控制的金、锑、铜、铅、锌等矿冶业达29 家，占当时新增矿冶业总数39 家的74％以上。投资在20 万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矿”（1895 年）、湖南益阳“中路久通矿务公司”（1896 年）、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1897 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 年）、广西“梧州炼锑厂”（1906 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07 年）、江西“赣州铜矿”（1907 年）、甘肃古浪“甘肃炼铜厂”（1908 年）、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1909 年）、湖南长沙“黑铅炼厂”（1909 年）、广东曲江“宝昌公司（锑矿）”（1910 年）。其中，湖南官办矿业最为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省设湖南官矿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方式开矿，下辖企业颇多，除上述投资较多的大型金属矿外，还有一批小型金属矿和金属冶炼厂，获利颇丰。
（3）石油。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在陕西延长开工凿井，设立“延长油矿”。该矿采取官商合办方式，筹集官商股本600 万两，从日本购置设备，聘日本技师。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19 年，共开凿四井。其中，第3 号井和第4 号井无油报废。第1 号井自光绪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产原油341。3 万斤；第2 号井于宣统元年（1911）动工开凿，日产原油二三百斤，因与1 号井同源，后来产量互为增减。1919 年，第2 号井被毁①。该矿的设立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借鉴。
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并为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企业也由官办变为商办。不过，由于汉冶萍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大量向日本银行借款，遂使日本势力日渐侵入。
2。轻纺工业。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纺织工业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在向商办转化；同时，又有一批新纺织企业产生。此外，其他轻工业均有所发展。
纺织工业，主要是湖北官纺织四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纺织四局：张之洞继开办湖北织布官局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
底设立缫丝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纺纱局，次年又设立制麻局，均为官办企业。四局动用经费近400 万两，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机器生产，使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775 页。
①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655 页。
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我国近代轻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官办经营不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宣统三年（1911）转归张謇等人的“大维公司”承租，1913 年又归“楚兴公司”承租。楚兴公司承租时，议定每年租金11 万两，租押25 万两，租期10 年。其生产的纱、布在武汉销售，概免厘税，如转运它埠，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仍保留湖北官局名义。租办期间，由于经营得法，扣除租金及机械修理费用外，“每年的净利，据说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从1914 到1919 年达580万两②。
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等人以官督商办方式于1894 年建成并部分投产，同时在上海招股购机筹设华新、裕源、裕晋、大纯4 个分厂。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