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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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的许多省区迅速开展起来。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权，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权运动持续发展，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得人们逐渐认清了清皇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了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　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　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　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　人，三十二年达1。2　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　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35　页。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　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　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　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　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　年7　月3　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