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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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⑤，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⑥。到写作《訄书》时，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曾批评颜元哲学的经验论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①，忽视了逻辑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②。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称人死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③。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并向人们宣传：应该重视科学，正视民族危机，开动大脑机器，才能不断争取生存，争取进步。为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当然，章太炎仅从形式逻辑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实质。
如果说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他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则更早。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①。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他虽然强调“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②，但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与形式粗鄙的有神论具有同样的本质。他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③。这些虽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愿的倾向，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转向在精神世界中通过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虚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状态。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知行学说和民生史观⑤ 《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70 页。
⑥ 《后圣》，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7 页。
① 《訄书·颜学》，《章太炎全集》第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52 页。② 《訄书·王学》，《章太炎全集》第3 卷，第148 页。
③ 《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68 页。
① 《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 卷，第414 页。
② 《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 卷，第369 页。
③ 《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6 卷，第4—57 页。
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④。他不仅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
孙中山的世界观，主要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影响， 认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多非真知识也”①。西方自然科学的归纳、比较、观察和实验等手段，对他的思想方法起了哺育作用，使他认识到科学就是“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②。并据此划分科学知识和宗教迷信的界限，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而宗教则“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③。孙中山终生反对封建迷信的“天数气运”之说，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人事可以胜天”。从实验科学方法论出发的思想，使他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观点，就是在同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推崇进化论，认为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④。他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种观点虽还缺乏具体的分析作为依据，但他将进化论与革命主张联系起来，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并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进化论与渐进论结合、反对革命的主张，批评他们“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⑤。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进化论的自然观继续发展。他以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科学知识，阐述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的自然发展过程，论证“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是“自然之道”，并把客观世界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对于物质进化，孙中山沿用了“太极”、“以太”的概念，但认其为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气”，指出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是源于“以太”的运动和变化。这种宇宙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宇宙静止观是相对应的。
对于物种进化，孙中山创造出“生元”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年而人类乃成”。他所说的“生元”，指的是“生物之元子”，“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①。他把原生生物的出现看作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而人又是这种生物进化的结果。
孙中山运用进化的自然发展观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无限发展的过程的产物，落脚点是鼓励人们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革新，不断前进。他说：“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本源。。。④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92 页。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00 页。②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30 页。
③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316 页。④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4—195 页。⑤ 《在中国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1 页。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5、163 页。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步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②最终是要说明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进化论本身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八至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经验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自发的、不彻底的和机械的。例如，他接受了当时细胞学说方面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有机体看作是细胞的机械组合，于是认为细胞——“生元”是一种“有知觉灵明”、“有动作思为”、“有主意计划”的精微神妙的东西，将其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合一的“基本机体”①，这就带上了二元论的色彩。因为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经验论在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认识上始终是直观的和表面的，因而最终在论述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就产生了含混和动摇，可以说他未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
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之后，于1918 年写《建国方略》时，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党人在思想上“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是由于中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难”之说的毒害，于是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寻求认识论的武器，冲破了宋明理学家以神秘的内心体验为“知”、以封建道德践履为“行”的唯心主义和伦理原则，而且直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②，反映了他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
“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人获得知识必须经过“行而后知”
的阶段，肯定了“先有事实，后有言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高度重视“行”的作用，把“行”看作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前提和进步的原因。对于知行关系，他作过这样的概括：“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①把人类的知识进步看成行知相长过程。
孙中山把人类进化和知识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他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②。这种机械的阶段划分当然不尽科学，但他主要表达的是知识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知是从行产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赐神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曾以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为例，论证科学知识的获得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强调“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③。他所说的事实，带有经验论的狭隘性。但他能根据事实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能随时代潮流而进步，正是源于认识上的这种积极倾向。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也有二元论的因素。他对“行”的理解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意义，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个体活动，没有上升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及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样来讨论知行问题，不能最终②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56 页。
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3 页。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0 页。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9 页。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200 页。③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66 页。
揭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当孙中山在强调“不知亦能行”时，就把行与知截然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种“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几乎成了纯粹生物学上的本能行为，根本不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