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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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龚自珍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④，即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学、象数学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⑤。所以他变化的历史观又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静止僵化的框架之内。他虽然对天人感应论有所批评，但极不彻底，认为“政不道”，则天人相绝；一旦“有大圣人出”，便能沟通天人，所以盼望圣人出世，并称赞“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⑥。与这些哲学观点相一致，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不仅是渐变的，而且没有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意图，只限于要求修订封建的礼仪制度、澄清吏治、变革科举取士方法，以及通过扼止贫富“大不相齐”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他的《农宗》一文，实际是要用封建宗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财富，使各等级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习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受教，接受了公羊学。他与龚自珍相同之处甚多，所以世以“龚魏”并称。他也强烈主张经世致用，同样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批评宋学空谈“心性”、“礼义”，“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②；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③和“以经术为治术”④。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④　《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　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　页。
　　①　《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②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　页。
　　③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④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　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　页。
　　⑥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　页；下册，第421　页。①　《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9　页。②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　页。
　　③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　页。
　　④　《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　页。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⑤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超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圣人。他问道：“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⑥以儒家“诸圣”的言行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谎言。魏源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只要“潜心”钻研，“中人可易为上智”⑦；重视“勤访问”，以学习和归纳他人的知识智慧，　称“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①。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的。魏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不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会回复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那就不是大智而成为“大愚”了。复古不仅不应该，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天下大势所趋，“势则日变而不可复”②，社会以不可阻遏之势自行进化，不会以“圣王”的意志、人主的“心术”为转移。
　　魏源反对复古，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使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就积极要求改革。他明确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③。鸦片战争中，他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战后又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并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从这些丰富的直接经验中，产生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中心议题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时候，有忽视理性认识、陷入经验论的倾向，还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声称“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④。他还认为，变化的只是“势”，“其不变者道而已”⑤，而“道”的内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①，很明显就是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所以他的改革内容严格地限制在维护封建制度的范围之内，他的“师夷长技”，也主要是通商、开矿、制造船舰火器、养兵练兵之类。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学咸同年间，作为清皇朝官方哲学的理学，依然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鉴、倭仁和曾国藩。唐鉴（1778—1861），“生平学宗朱⑤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　页。
　　⑥　《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上册，第9　页。
　　⑦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　页。
　　①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　页。
　　②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　页。
　　③　《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　页。
　　④　《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　页。
　　⑤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　页。
　　①　《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　页。
　　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②。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陆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0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发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③。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①，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②。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③。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④。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⑤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发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①。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发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②；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也”③；三是对“流转迁徒”、“栖②　《清史列传·唐鉴》。
　　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复贺耦耕中丞》。
　　④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乡昭忠祠记》。
　　⑤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训》，《日课四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与鲍春霆》。
　　③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军谋》。
　　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并说这就是“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④。曾国藩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扶助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士绅，鼓励反动的将领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业。而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⑤，丝毫不曾心慈手软，因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⑥，足见其“仁术”是自有施用范围的。
　　曾国藩重视“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⑦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⑧，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其论礼的内容不外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⑨，要求大家“克己求仁”，“捐生”以“戡大乱”。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杜绝“窈冥诞妄之说”，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①，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②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曾国藩还相信天命论，认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③，视天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他并且一再在湘军官兵中灌输“人之生死，有命存焉”④的迷信思想，驱使他们为镇压农民起义效命。
　　曾国藩主诚、主仁、主敬、信天命的落脚点，是所谓挽救当时的“道德沦丧”，“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⑤。所以，他用与朱熹毫无二致的腔调说，“力去人欲，以存天理”⑥，并怀抱幻想，要以他自己这样的卫道士的身体力行和以身示范，转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