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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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 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陆军建制编练陆军30000 人，并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一军”，其教练之法“悉照洋法”①。
随后，张之洞开始着手编练新式军队。因经费不足，拟编练10000 人的设想未能实现。张之洞通过招募和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兵等措施，编成“江南自强军”。该军有步队8 营，每营250 人，炮队2 营，每营200 人，马队2 营，每营180 人，工程队1 营为100 人，合计成13 营，2860 人。为得西法练兵的真髓，张之洞聘请春石泰等35 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和担任营、哨两级指挥官，并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在训练中，张之洞常常“亲加阅视”，目睹自强军“号令甚严，功课甚勤，兵勇则教以枪炮取准并拆卸修理之法，绘图测量开沟筑垒之事”①。张之洞经过对自强军半年的编练，充分认识到“练兵必须改用洋操”的重要性，并强调“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等7 条为“军之体也”，认为“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主张“捐弃旧法，别开局面”，以“舍旧图新”②。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开了中国创办新式军队之先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由两江返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由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接续办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征调自强军到山东归属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北洋陆军时，自强军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六镇。
张之洞从两江返湖广时，随同调走护军前营至湖北。他依照编练自强军取得的经验，加大力度在湖北编练新军。他以从两江调来的护军前营为基础，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从自强军中选聘德国军营担任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较大规模地扩充了湖北新军，计有护军步队8 营、马队1 营、炮队l 营、工程队1 营，武建军步队8 营，武恺军步队4 营，武防军步队4 营，铁路营步队4 营，合计9500 人。张之洞还设立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负责统辖湖北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 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8 镇和暂编第21 混成协。渊源于自强军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仅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17—20 页。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第3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0，第2 页。
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武装。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裁减旧军与创办新军之际，袁世凯因早在光绪八年（1882）曾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帮助朝鲜国王训练“亲建新军”的经历和他在甲午战争中曾办理过驻朝通商事务，并在归国后留任清廷督办军务处差委，积极建议创建新军等因素而被清廷选中为接替胡燏芬负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人选。清廷谕令他在训练新军时须“参用西法”，“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①。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 年12 月16 日），袁世凯抵天津小站接任练兵事宜。袁世凯接统定武军后，向督办军务处呈递了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得到批准。接着，他在定武军10 营4750 人的基础上，又招募步队2000 人，马队250 人，成7000 人之数，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的军制与营制比较完备，带有明显的近代化陆军的特色。在军制方面，新建陆军的领导指挥机构已经基本上职能化。该军以督练处为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总摄其成。督练处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这3 个任务处的总办在袁世凯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新建陆军的日常事务。督练处另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机构。这样，新建陆军的领率机关形成了协调有序、职责明显的完整指挥体系。在营制方面，新建陆军分为左、右两翼，翼设统领管辖，统领下设分统，负责各营的训练，营设统带，管辖一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于是形成翼、营、队、哨、棚5 级建制。
新建陆军重视募兵的质量与采取厚给薪饷的办法稳定军队。袁世凯意识到“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①。后来又强调：“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在帮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将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毅军、甘军、武毅、新建陆军等军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本人统辖。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5 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仍驻扎小站。从此，“新建陆军”之名由“武卫右军”所取代。武卫军各军编制为10000 人，袁世凯趁机添募3000 人，增强了实力。第二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断发展，清廷鉴于山东地方官弹压不力，改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入山东。袁世凯对山东防勇加以裁并改编，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10000 余人，加上武卫右军，使其统辖的军队达20000 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除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在山东避战火外，武卫军其他4 军在京、津一带或被消灭，或受重创而溃不成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武卫右军由山东返直隶。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其中一条为编练新军。① 《德宗实录》卷378。
①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
② 《袁世凯奏议》，第113 页。
袁世凯作为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并以武卫右军为基础，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在保定编练起“北洋常备军”。自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起，他所统辖的新军自然应当是“北洋军”之称的源起。北洋军阀日后的形成，也开始于此。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开始设“镇”一级建制，先后编有5 镇，其建制顺序由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使新军的营制更加完善。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发布谕旨称：“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诓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①次年， 清廷又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36 镇的计划，力求以新军代替旧军。袁世凯利用会办练兵大臣的身份和扩编新军之机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成北洋新军6 镇。
北洋新军6 镇依次为：（1）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奉命挑选八旗兵3000人编练“京旗常备军”，光绪三十一年该军改称北洋陆军第1 镇；（2）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令王士珍等人在直隶募兵6000 人在保定训练，二十九年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三十年改称北洋常备军第1 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2 镇；（3）光绪三十年，袁世凯借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而需加强防务之机，派人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3 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3 镇；（4）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袁世凯以亲军马队为基础，又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旋改称北洋常备军第2 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4 镇；（5）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从第4 镇抽调兵力并从山东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5 镇，旋改称北洋陆军第5 镇；（6）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将驻扎北京的武卫右军以及归属于他的自强军加以合编，成北洋常备军第4 镇，后改称北洋陆军第6 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新军6 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袁世凯通过编练北洋6 镇，握有京畿一带的兵权。清廷为独揽军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合兵部与练兵处为陆军部，试图将“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①。袁世凯由此与清廷产生矛盾，他凭借多年编练新军安插亲信使北洋6 镇完全听命于他。当光绪三十四（1908）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醇亲王载沣摄政之后，载沣为给其兄光绪帝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太后告密而酿成政变之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养病”。但袁世凯依然操纵着兵权。他不仅贿赂买通庆亲王奕䜣，而且在朝内朝外遍布着他的“小站旧人”，文官如徐世昌、唐绍仪等，武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怀芝等，均是他的心腹，以袁世凯为核心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宣统三年（1911），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他既通过调派北洋新军去攻打南方的革命军，又以军事力量向清廷进行要挟。1912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① 《德宗实录》卷522。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总第5601 页。
凯则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方式来换取孙中山的让位。4 月1 日，孙中山于南京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自此，袁世凯依恃着北洋新军建立起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第四节近代海军清廷筹议海防与筹建新式海军清朝原有旧式水师，无近代化海军。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向道光帝奏称：“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已可欲如。”①他又建议奕山筹办“外海战船”，认为“此系海疆长久之计”①。这些主张系开创办近代海军之先声。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奏折朱批为“一片胡言”，奕山对林则徐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林则徐的愿望未能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师遭劫的情况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了较大的刺激。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委托帮办军务的左宗棠上奏陈言：“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在许多官员主张仿造轮船的同时，清廷于同治元年（1862）准备从国外购进一支舰队。总理衙门大臣奕䜣通过时任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向英国订购兵舰。次年，购到船舰8 艘，由英海军上校阿思本将舰队带到中国。中英双方因舰队的指挥权争执不下，清廷决定遣散舰队，此为“英中联合舰队事件”。此后，清政府开始对设厂造船和筹办海军略加重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鉴于“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