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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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 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②。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 月22 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 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 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 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 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 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 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 营，每营500 人，合有6500 人。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4，第13 页。
②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96 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 页。
①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 页。
②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8 卷，第146 页。
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③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④的招募方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①。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②。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 年4 月5 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 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 月8 日）到达上海后仅17 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①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②淮军聘用外国军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 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 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 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 页。
④ 王辏г耍骸断婢尽罚�15，页一，《营制篇》。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51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0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35 页。
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③，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 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 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 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 军，15000 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 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4 页。
第三节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先是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平壤败退至中国辽东，接着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又全线溃败，继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在战争中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严重现实，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兵制的思考并纷纷提出一些建议，形成了“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的奏请颇有代表性。他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制胜”，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声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②这样，编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淮、湘旧军，就为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实开清末编练新军之先声。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于是他在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的活动。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九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 里处的新农镇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因甲午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覆灭。胡燏芬利用此地，编就定武军10 营，包括步兵3000 人，炮队1000 人，马队250 人，工程队500 人，共计4750 人。
胡燏芬在编练定武军时揭露了清朝旧军“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的情况，指出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①。有鉴于此，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②以往的“旧军”虽然也部分地采用了西式操点，并装备有新式枪炮，但却是以防勇或绿营的军事建制为其特征，定武军则是完全照西法编练的一支“新军”，它的出现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 年12 月6 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办津卢铁路。两天后，清廷又根据督办军务处的奏请， 命令衔至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负责督办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将定武军加以扩编，易名为“新建陆军”。
张之洞与自强军①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① 《光绪政要》卷21。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第3556 页。
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 年7 月19 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首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 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陆军”。他指出：“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加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甲午战败并非偶然。因此，他强调“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况且“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 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陆军建制编练陆军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