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小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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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厉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看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像阿眉这样单纯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部分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欢愉来偿付。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厨，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像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过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像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是另一个人呢？”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像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得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着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牢靠。
七
她们机场连着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架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是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１４”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赌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抚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前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屁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像个全靠祖上荫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像蟹似地寄居在别人壳里？”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我被赶回了家。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八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像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中）。本人也像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九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的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境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生活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子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厌。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十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近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那样对待我。”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更叫我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提起旧话，阿眉仍是眼泪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的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都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鉴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