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片断·总体--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家琪书屋品茗
相对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想到了“视域、片断、总体”这样三个词：岁月中的片断构成了生活的总体，而这一切又只发生于人的视域之中。
这本书是二十多年前看过的，当时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这次拿到新出的版本，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照——把我当时从书上抄录下来的话同新书对照，目的不在发现译文有什么改动，而在检索一下当初的眼光（视域）与今天有何不同。
人确实只能注意到能被他注意到的东西，而所谓的“能被他注意到的东西”，无非指在他看来是“值得”被注意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什么“值”，什么“不值”，先已有了一个大概的意向，人也正是在这一意向的引导下去捕捉、去阐释那些他所认为的“值得”被注意的东西。当然，二十多年前，当我初读这本书时，对自己这种“先已有了的内在意向”并没有意识，只是由着自己的兴致抄录下了那么多在当时能被自己注意到的东西。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某个地方当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领导者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堆“内部发行”的书籍，有《东条英机传》《格瓦拉传》《苏南冲突经历》《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以及在这一堆书中格外引人注意的这套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那真是一段在极度兴奋中彻夜不眠赶读这些书籍的日子，因为我答应了只借看几天，而且外表上还要装出无所谓、可看可不看的样子（这些书其实是不允许“外人”看的，而我确属一个“外人”）。当我抱着这些书走过马路时，竟不由自主地祈祷着别让车撞上我，就是撞，也待我看完这些书再说。现在，已很难再有对书的这份情感了。
这些书，都在一个独特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当时的读书笔记，使我今天一拿起这个笔记本，就马上想起那段日子，而且似乎能听到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读这些书时心跳的声音。
在这些书中，能使我暂时从血腥的战争与险恶的政治较量中抽身而出的，就是爱伦堡的这本书，它不但让我通过一位著名作家（而不是政治家）的眼睛去观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且在生活的日常性中体味到了另一种远远超出政治之外的真实。
作者几乎接触过这个世纪中的所有名人，而且又是那么恰当地记录下了他们的举止言行，这里用了“恰当”二字，是想说明作者深知什么东西值得记录、什么东西不值得记录。读爱伦堡的这本回忆录，等于在接受作者的眼光训练，让我们通过他的眼光去看那些真正值得看到的东西。人的视域是一意义网络，如果我们不把一件事或一句话纳入到某种联系之中，我们也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或这句话是凭什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这本回忆录的第三部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起初，法西斯分子打算认真地证明，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主义并摆脱国际资本。后来他们渐渐地不大说话，而是使用口头语：‘领袖是不会错的’，再后来只是简单地喊：‘领袖万岁！’一九三四年，我在米兰看见一个庞大的游廊上贴满了海报，但所有的海报上只有一个词：‘领袖’。”（原书第116页，新版书第83页），让一个不储备有“意义网络”的人一九三四年到米兰，他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字，就是注意到了也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但通过爱伦堡的这段话，我们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就明白了一切，明白了从“认真地证明”到只写一个字（或只喊一句口号）之间所意味的一切。接下米，作者发了一点议论，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抵抗极简单的宣传方法（各种标志、千篇一律的祝贺、简练的口号、制服等），而与一种机械式的愚蠢相匹配的，也正是那种机械而又简单、不断重复着但又虚张声势的宣传。作者说，巴甫洛夫的一位学生切霍京教授曾用狗进行过这种试验，发现就连狗在这种不断重复着的简单刺激下也会毫无反应，“或者不如说反应微弱”。
当我想在新版的书里重新找到过去的笔记时，却不断地被“新的发现”所卡住，甚至就连极其简单的“我说过，我这一代人一生里遇到的比较平静的年代是屈指可数的，现在我要开始叙述的时期应该说是这样的年代”（新版第52页）这样一句话，也让我的目光舍不得离去，而且就停驻于字里行间，心中似有无限的感激。我不知道二十多年前当我同样看到这段话时是不是也这样。恐怕不会。因为那时很急，总想尽快找到自己所想找到的东西，再说那时的年龄也不够大，对“我这一代人一生”这样的话没什么体会……总之，在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原因”的作用下，我们只能注意到能被我们注意到的东西，而且每次注意到的东西都不尽相同；想寻找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徒劳的，问题只在于你必须把这种种“不同”都作为被给予的现象接受下来，不是探求其本质，而是由此意识到被给予的现象远远超出自己所只能注意到的视点，尽管一切的一切都在自己的视域之中。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中文的“眼光”二字就很传神：眼光中的一切并不一定能被我们注意到；而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回忆与想象、过去与未来这些现象学专门加以讨论的问题，都体现着“眼光”自身就有的构造性功能。
当然可以把这部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但需要大大扩展“史”的视域，使其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汇集史料或编年纪事的“史”。回忆当然离不了叙事，但所叙之事之间并不连贯，而且只是偶而才与我们只能信其为真的某种总体性的观察相符合，这种观察给予我们的是环境、气氛、性格、情绪上的连贯，比如作者引述了那么多名人在私下里对他说的“私房话”，这些话可以说毫无史料价值，但又给人以巨大的历史感，把你一下子就拖入到岁月的日常性之中，也正是这种岁月的日常性，才衬托出作者的“史”的视域之开阔。
岁月就这样流逝着。当你想记录下你所经历的某种场景时，你就会发现你必须将其片断切割下来，以使其具有某种规定性；于是在理论上便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在各个不同的给予规定性的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外在建立的，而是靠概念自身的游动性（动态的概念）所成就的一种视域性的结构，黑格尔的辩证法显然具有外在性（目的性）的力量，而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对视域的论述倒不失为一种借鉴；二是历史叙事本身就有着总体性、集合性的要求，但事实上又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既不相信存在着一个“实际发生了的事情”的确定总体，也不相信所有的历史叙事都能首尾相续、彼此相连。假如我们还能读到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或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的回忆录的话，那他们笔下的苏联现代史或欧洲文化史就会与爱伦堡的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所具有的意义不在分辨谁真谁假（也分辨不了），而在对场景的描述在何种意义上引起我们的认同。真正的客观性在“认同”而不在说出来作为证据的“事实”，在“说出来”的“说法”所具有的意义而不在其所说之所示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里的“事实”或“所示之东西”改换成“事态”（事件状态，任何叙事中都免不了的非叙事因素），那么与“事态”一词相对应的“心态”二字也便具有了我们所说的客观性（使被认同的意义具有了客观性）。当爱伦堡说“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见中译本序）时，他显然对自己与朋友们之间所能一致认同的东西有着某种自信，因为这种自信建基在对个人心态的直接体察上，而心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具有客观性或普遍性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小事构成生活的总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只有当我们从总体出发去看小事时，小事才会被认为值得我们去注意。
任何“小事”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当我们要把它们表述出来时，又离不了含义上的一般，胡塞尔也称这种“含义一般”为“种类的同一性”。正因为“小事”的意义（也就是含义）具有“种类的同一性”，所以才为我们所感动、所理解。生活的“总体”含义也就是视域中的片断（个别）在意义上所具有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并不“客观”地存在于“小事”之中，也不存在于任何世界或天国之中，更不是我们所能刻意追求的目标。问题只能在人的视域结构中寻求答案，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片断总是个别的，也只能为个别人所经历，但其在任何人的视域中的表象却始终具有着总体性的含义。无论是我们身边发生的小事还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小事，就其意义的客观普遍性而言，道理都是一样的。
爱伦堡在这本大书中记述的都是发生在他身边的小事。蓝英年先生在“中译本序”中不无遗憾地认为迫于某种形势，作者不可能把许多极有价值的“小事”记下来存档，如布哈林关于基洛夫遇害所说的一些话，再有许多晦涩的记叙，也需要读者自己去揣测。但我倒觉得对此不必太过遗憾；正如蓝英年自己所说，“爱伦堡写出了三十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在这种总体性的心态的真实性面前，史料的多少有时甚至会变得可有可无；布哈林没有告诉爱伦堡基洛夫遇害的真相，但他说了“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这已足够。哪怕我们始终也不知道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我们也认同这一更具普遍性的真相。
在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一九九六所著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根据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而重新曝光的史料价值远在爱伦堡的这本书之上，而且都是些“外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史料”，但也正因为无法知道、无法确定，质疑、探索才具有了在“搜寻证据”之外的意义。搜寻证据永远是需要的，但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就已经可以在总体上观察（最主要的还是自我省察）到另一更具普遍性的真实。它涉及到更深层次上对人性、对人的命运、对生活的意义的探求，它逼着我们对客观性作出另一种观察（描述、理解、阐释），以对抗弥漫在我们四周的日渐浓重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气氛。在这一意义上，我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读一读爱伦堡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当我写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时，我有时曾放下工作，走到窗前，像出席集会的人们那样站着，想向已故者致敬。我既未看树叶，也未看雪堆，我看见了一张我觉得是和悦可亲的脸。本书的篇页都是在爱的主使下写出来的。我爱生活，对于已往的生活与经历，我既不后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难过的只是我有许多事没有做完，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完，我没有受完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