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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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抄出以上两段旧文，一是说“理”与“情”在一首成功的诗中，以交融的状态为最佳，不应发生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情况；二是说在现代诗中，“理”与“情”的比例大异于昔，有时甚至到了前者排斥后者的地步，里尔克所谓的“诗不是感情”不过是其中一种极端的说法；三是现代诗之为现代诗，在于内容的现代性，而不必在纯形式上花太多工夫；四是说现代诗的艺术效果，需要作者和读者作为第二位作者共同完成。这些浅见限于个人感触，尚未充分得到实践的检验和认同，如蒙方家指正，我将无任感谢，并重新认真思考。
八
问：歌德说过：“不懂得外国语，对自己的语言便一无所知。”我曾有类似的经验：阅读中国古典诗词时，对某些毫不起眼的词汇，往往忽略过去，岂料读到译本后，意思才凸现出来；有些诠释更在初读时根本完全没有想到，从而加深对原诗的理解。不知您可有相同的体验？又您曾说过：“比写好诗更重要，是写好汉语。”近年不少前卫作家的诗歌，语言扭曲得很厉害。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不懂得外国语，对自己的语言便一无所知。”歌德的这句话虽然会引起一些不懂外国语的作者的反感，它却没有一点贬低本国语言的意思。据我体会，它不过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母语采取客观的态度，通过同另一种语言的比较，认识自己语言的长处和局限，扩大对于人类语言表现功能的视野，从而在母语写作中更自觉更主动地进行扬长避短的多样化的尝试。你通过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加深了对于原诗的理解，这种体验我也曾经有过。那么，这种并非偶然、并非属于个人的体验，是否可称之为对于母语的表现功能之多样化的醒觉呢？而在这种醒觉之前，即在“初读”阶段，我们对于母语（原诗）的认识，是否往往停留在只知其然的境界，才因此“忽视”醒觉之后方能认识的它的多种“诠释”（以及它的多种“表现功能”）呢？诚然，母语就是母亲，就是故乡，就是祖国。以母语写作的作家最爱母语，写得越好，爱得也越深。世界各国的作家都是这样，都最知道自己母语的优点。但是，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母语是天下最好的，除非像从前自大的满清皇帝，将外国语一律视之为“磔磔”的鸟语。何况，“最好的”变成了复数，也就不是最好的了。那么，汉语作家在肯定汉语的诸多优点和便利（这里不必细说了）之余，如将它同一二门外国语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它由于动词无时态，代词无格，关系词少等特点（且不称之为缺点），在不少情况下会遭遇到不小的不方便。然而，有些作家为此偶作略见“欧化”一点的试探，往往受到语言纯正者的责难，由此反映出来的汉语情结是颇堪思索的。
“比写好诗更重要，是写好汉语”，这句话是我对青年诗友的一个忠告。我的意思并没有说完，这里还想补充几句：一，写不好诗，不过当不成诗人而已；写不好汉语（这是对中国诗人而言，对别国诗人自然就是他的母语），可就什么成就都谈不上了。听说某著名华裔科学家向国内高等学府建议：“理工科学生即使本科功课再好，如果语文不及格，也不应让他毕业。”汉语不过关，对于文科学生，对于未来的诗人，就更是重大的缺陷了。二，古人说：“夫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这就是说，诗人的功夫不能通过“培养”或传授而获致。但是，文章则离不开高手的指点，而且非经过刻苦的磨练不可；须知，以文立身远不比写诗更容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才、学、识，如何从这三者锻造出既反映时代性格，又符合个人性格的文风，时刻提防不自觉地沾染到各种各样油腔、官腔、八股腔，正是作家自我实现和自我提高的具体标志之一。三，诗与文的审美标准截然不同：以文入诗（即所谓“散文化”），或以诗入文（即把文章当诗来写），均无好结果，不幸其例证可谓“俯拾即是”。至于前卫作家，按管见所及，有些诗佳文不佳，有些文佳诗不佳，少数诗文俱佳，更少数诗文俱不佳。但就“写好汉语”一点而论，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准确地发挥他们的前卫意识，力求在诗的主题、观念和风格等内容方面推陈出新，不落俗套，而不要仅在形式（语言）上下功夫，以致走上你所说的以“扭曲语言”为“前卫”的末道。我在前一问中说到“真正的现代性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也包含着这里说的一点意思。
九
问：您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翻译编审。当时您对译著的取舍，有何标准？又您认为译诗应当偏重意译，还是直译？如何处理原诗的押韵、跨行，以至标点符号等问题？
答：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有三种职业，严格要求学术上的客观性，即教师、编辑和文学史家，他们的讲义、出版计划和著述是不能按照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立场和观点的。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度主持过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力求按学术上的客观价值制定出版选题计划；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个人未必十分欣赏，但只要客观上有介绍的必要，则无不设法加以出版。
关于诗歌翻译，长久缺乏定论的问题很多，实在不宜轻率发言。首先，诗歌究竟可不可译（即“翻译”到底是不是“叛逆”）？如果认为诗在语言（形式）之外，好像可译，如果认为诗是语言艺术，离不开作者所用的语言，又好像不可译。其次，译者不论如何卖力，译品不论如何受到称赞，读者心中必须有数：任何译品都不能等同原作。第三，译品既不等同原作，其中诗意本来出自作者，多少传达一点诗意的译品也就不能看作译者的什么创作了。那么，诗歌翻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且让歌德来说：“（文学）翻译家应被看作热心服务的媒婆，她称赞一个半遮面的美人如何如何可爱，从而激起人们对于原作的一种不可抑制的爱慕。”看来，优秀而胜任的译者并非要求读者为他的译品流连忘返，而应设法使他们对原著产生“不可抑制的爱慕”，不知这个俏皮的比喻还能不能给我们更多一些启示？至于直译和意译这两个名词，我总以为都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前者容易引向不自觉的硬译，实即误译；后者似乎自觉地与原作保持距离，因此也就未必不是误译。一般说来，我总希望诗歌翻译家们在汉语允许的范围内，能将原著从相貌到神韵一并重现出来；但是，这种努力所应达到的比较理想的成果，虽然不是绝无仅有，迄今毕竟还是罕见的，这便使我不得不常常回到诗歌毕竟可译和诗歌毕竟不可译这两个对立原则之间往复徘徊。此外，押韵、跨行，以至标点符号等技术性问题，我以为不好硬性规定，似应按具体原作所给予的可能性来处理。
十
问：您在《外国文学之于我》一文中，提到您冀望在有生之年中，可以重读一些英德名著，尤其是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您为何有此冀望呢？其实，您对海涅和里尔克的研究也很深入，为何独取歌德呢？又现当代外国诗人中，您对哪几位较有印象？
答：莎士比亚和歌德，我少年时代曾经读过他们的一些译本，但除了记得一些自己不甚理解的故事情节外，到底读到一些什么，是很难说的。后来进了出版社，又接近了这些大家，而且是阅读他们的原作，但却是为了工作，为了看别人对它们的翻译究竟译得怎么样，或者看自己应当怎样准备来翻译它们，其中注意力的技术性是很强的，谈不上一个单纯的认真的读者所应有的态度。现在我已年老，久已离开工作岗位，如果还有时间，有幸重新走近这些伟大的慷慨的智慧源泉，我将凭借自己的敏感、理解力和容纳量，能读多少算多少，也不致辜负我自幼对于世界文学的向往和倾慕。我所以只提及莎士比亚和歌德，既出于他们作为两颗世界文学恒星的客观原因，也出于我作为海边拾贝者的主观原因：近年我翻译了被英美莎剧专家所肯定的两部莎士比亚疑剧（apocrypha），即《两位贵亲戚》和《爱德华三世》（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此很想利用可能有的余暇，细读一遍过去不太熟悉的几部历史剧。此外，我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和一些抒情诗之后，也曾下过决心，计划把他的十分之七八尚未被翻译过的抒情诗通读一遍。这里所谓“细读”和“通读”均与翻译打算无关。至于海涅和里尔克，这二位也是我所仰慕的大诗人，如有余暇，我也会再读他们。我所喜欢、敬重的诗人作家还有很多，可憾来日无多，恐怕没有足够时间和幸运来拜读他们了。
现当代外国诗人，平日读过不少，但谈不上研究。就能读懂原作的范围来说，英语诗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惠特曼、狄金森、桑德堡、威廉斯、R。杰弗斯、T。S。艾略特等；法语诗人有瓦勒里、阿波里奈尔、艾吕雅、阿拉贡、普列维尔等；德语诗人有里尔克、本恩、策兰、格拉斯、汉德克等。从译文接近过的俄语诗人有帕斯捷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西班牙诗人有洛尔迦等。这些诗人个个拥有大量的现代读者，用不着我在这里提名之外再多说什么。不过，附带说一下，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我总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创作。诗的创作毕竟离不开独创性，其成品毕竟须有别于其他任何诗人的作品。为了扩大眼界，泛读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成就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像专家学者一样，对某个或某些诗人进行如何深入的研究。至于在创作实践中，放弃对个人独创性的追求，刻意追随某个（外国）诗人的艺术取向，甚至亦步亦趋，忘形到以“中国的某某（外国诗人名）”自命，归根到底，势非耗尽自己当初对诗的一番纯真与热忱而一无所获不止，实在是很不明智的。
十一
问：回顾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您认为两岸三地的诗风有何异同？五六十年代，台湾曾有“横的移植”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我认为，这是由于当时两岸隔阂，台湾被逼与母体隔离，导致台湾诗人不得不乞灵于欧美诗歌。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到了八十年代，国内朦胧诗兴起，不少年轻诗人转向外国诗歌，以新求变。二者的发展轨迹，又有何异同？
答：你关于台湾诗人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一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说法，我觉得颇有新意。但是，自八十年代两岸三地的诗人开始交流以来，他们之间同多于异，这可能由于各自经过深度的艺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