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笕衔遣簧浦剿Ｖ泄奈幕秤幸恢智崾雍痛煺凵倌耆惹榈母裕嗄昝蠖创蟮ǔ卵裕骸袄舷壬畈幌不兜氖强裢Ｆ裰拦沤裾嫒返难Ю恚按蟮氖乱担枷狄恍┍蝗思幼趴裢诺目裢怂⒚鞔丛斐隼吹摹！逼渫频挂皇保葱戮种牛救恢缴稀Ｃ蠖丈戆糜斡荆绕湎不对诖蠼蠛Ｖ胁鞣缋耍獾共唤鍪俏硕土渡硖澹腋匾氖且柚庵址绞奖泶锷嬉庵荆分ず驼叛镒约旱谋局柿α俊�
当然，一个人性格的优点也总是伴随着某些缺点。对于自己性格上的缺点，青年毛泽东有过严格的自省。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励行规则的生活。”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又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骄气”，并说：“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1988年，宋任穷在参观韶山时回忆了他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毛泽覃不服，毛泽东很生气，像是要打人的样子。但毛泽覃也毫不示弱地说：这里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一旦人的性格形成，无论其优点抑或是缺点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其所属宝皊桥周氏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迁绍始祖周茂第四代，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所以记载绍兴宝皊桥周氏族史的祭簿，称《周氏破塘祖茔祭簿》。据该祭簿记载，周庆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宝皊桥周氏《老八房祭簿》中续写之谱系中写道：“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属绍兴宝皊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如果说韶山毛氏家族呈现出“武略之美”的话，那么绍兴周氏家族则表现为“文事之优”，两者适成明显的对照。绍兴乃人文荟萃之地，仅周恩来所属的宝皊桥周氏在清代就出过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在五个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即周騄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都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出自绍兴，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胥吏，从而做到天下大治。于此可见绍兴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追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86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绍兴人迁到那儿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管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管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騄鼐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欢做官，“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騄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与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下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状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话，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族伦理情感渴求的一种转换。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说过：“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为公众做“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课外事务，则如蹳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应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与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早年就怀抱救国救民之志，但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各有特色，这正是他们能够引发研究者无限兴趣的一个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后来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一体。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二、 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毛泽东、周恩来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甚多，特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带有明显的传统基因。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推崇传教兼办事之人，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但它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而是儒家着力发挥并实践的人生理想。荀子说：“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两者尽，是以为天下极矣。”由此可见，“内圣”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即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和把握。后来宋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