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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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中,确实有些人以“改革”名义鼓吹私有化。吴树青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有些人的改革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同我们的改革不一样。如果说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说流氓资产者的出现,目前还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的一套确实已经弥漫中国,渗透到广泛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赵紫阳的话来说,成了〃主旋律〃。这几年的报纸刊物,大量刊登他的所谓智囊人物和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宣传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腐朽的人生观、世界观。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有人占了社会主义的便宜,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靠卖社会主义出了名,发了财,但是越来越仇恨共产党,总嫌弃为什么不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是由于出现对反社会主义现象斗争不力,由于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也有一肚子意见。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许多在关键时刻挺身出来维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人。
关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化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理论,多年来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歪曲、诬蔑、攻击。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对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斗争状况做出了科学论断。但是那以后八年中很少重提、很少宣传。小平同志这次讲,动乱暴乱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的产物,是必然到来的。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1983年,小平同志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我做了一点自己的解释。其中说到,如果将来一国两制实现了,我们所面对的斗争是什么形式,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同香港、澳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面向世界,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同他们交往,交往中间,资产阶级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这些话,是别人不讲的。
我一直在思考,现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怎么样,显示出一种什么动向。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使首都险象环生,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可能会被他们继续占领下去,北京以至全国的乱子会越闹越凶。我们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那么快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问题没法解释。国际的阶级斗争形式同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式不完全一样,往往采取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某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及其政策的阶级性质。笼而统之,说什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能说明国籍,如果不做分析,见到谁都是一样的朋友,来访者都是一样的朋友,只剩下一句空泛的“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是要什么样的和平和发展,以什么为代价的和平和发展,实在大不一样。新华社编的《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点不合糊的。这本书所收材料还不够:如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大溃败》一书,甚至可以全文翻译出来,作为党内的一份反面教材。
他们这套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颇有市场,欣赏宣扬者大有人在,甚至包括我们的高级干部。要用大量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首先是中高级干部。这可以使我们的同志头脑清醒。像毛主席讲的,我们决不能闭目塞听,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认为世界上什么坏事情都没有了。人家哪一天都没有忘记,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竭力实现他们的战略思想。他们这些东西带有欺骗性。资产阶级长期以来用一种抽象的貌似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思想形式,来偷运和实现他们具有特定阶级内容的政策。这一点,确实比我们那些搞教条主义的人高明。讲阶级斗争,往往扳起面孔,缺少具体分析,不善于分析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内容、新特点。这次的风波,他们撕下了伪装,就使我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有了一个好机会o=美国当局和一批反共反华政客,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整套伎俩、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这是他们和平演变策略的一次大暴露。香港、台湾一些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港台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内外的表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党内部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人真正是里通外国,在政治上、思想上配合得极其默契。弗里德曼同赵紫阳的谈话,在政治上、思想上那么心心相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几年也不讲修正主义了。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在内部来讲,搞错了。对赫鲁晓夫,现在,苏联当局几乎全面肯定他。恐怕需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我们当时反对他,许多共产党也反对他,说他是修正主义。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究竟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他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表现是什么形式,都需要研究。在我们国内,问题更突出,甚至连阶级斗争的学说,有人都认为是过时的。于光远讲,“古典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今天过时了。去年还出现了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主题转换论,也是宣传类似的错误论调。
政治上的多元化,以经济上的多元化为基础。其根据是,既然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就不是一元的。这种经济上的多元化,就导致政治上的多元化。有经济的多元化,也有利益的多元化。然后,就有“不同利益集团”一类用语,代替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用语,取消阶级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既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代表这个集团的理论,就形成这个集团的政治要求,因此,不能不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温元凯说过,他要成立一个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联合会,自荐会长,充当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有人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这是再次得到证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新闻界、理论界不少人大声疾呼,中国要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应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拥有特殊的利益,等等。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讲企业家。他们所讲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企业家包括全民所有制里面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集团,作为一个阶层,高于正人之上,还要求政治上和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有人认为,有了一批私营企业家,还要在公有制企业里培养一批企业家。这些人不是同企业和工人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分工,而是从工人中分化出一批人,成为一个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阶层。从1979年开始,鲍彤、吴明瑜这些人就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先进的部分。讲了几年,没有多少市场,连耀邦同志都不同意。那时曾让他们搞一个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他们把这个观点加进去,耀邦没有通过。这几年,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时代的精英,是历来领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搞什么〃精英民主”、〃精英政治〃等活动。实际上,所谓精英,只是他们那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他们想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这次在天安门动乱暴乱中,他们是起作用最大最明显最恶劣的一部分人。他们要夺权,搞了一场未遂政变。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几十年,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独立的主体力量。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为工农服务、同、工农结合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耀邦那篇关于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是好的。
对外交往的问题
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要根据这样一个社会情况和党内情况,来检验赵紫阳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上的讲话、文章、批示,不能说每一句话都不对,但从总的看,可以看出他想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归结起来,私有化、多元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过去的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思想问题,只是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赵紫阳也特别警惕,说经济领域里头反对自由化可要慎重,三番两次禁止反对经济理论方面的种种自由化的言论。1983年,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作为一个政策来说,当时这样讲完全正确。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从来不说,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只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而不涉及经济领域。实际上,他的影响当然也不是限于思想领域,对经济领域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自由化已经不只是坐而论道,不只是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变成政治实践、政治行动了。
美国的所谓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