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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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邓小平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邓小平。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邓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别让邓小平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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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邓小平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邓小平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邓小平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邓小平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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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发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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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