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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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上，与会者纷纷要求介绍江苏财政包干的做法。江苏的同志做了介绍后，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广江苏的办法。但财政部门不赞成。陈云同志是支持财政包干的，他原来的建议中说到要给地方财力留点余地。邓小平后来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各省、市、自治区实行财政包干政策，算是杀出了一条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实际上，尽管调整的文件通过了，有的也执行了，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执行，至少是没有很好地执行。结果，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总的情况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调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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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注农村改革
1 向邓小平转报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材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开始关注农村改革，注意了解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主要渠道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农村问题。其中表现积极的一个是陈一咨，他和一些青年人有联系，我了解到农村改革的情况后，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了一些材料。
1979年7月，我收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转来的一个材料，是安徽一个叫郭崇毅的党外人士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1979年初，郭崇毅听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消息后，到山南实地调查了解，他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是搞复辟、搞倒退；有人则认为，包产到户肯定能增产，大多数农民都欢迎。夏收时节，他又到山南等地，一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仔细察看，向农民调查。当他看到夏粮大丰收的情况后，写出了这份报告，并专程到北京，希望能够把报告转上去。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生产只有责任到户、分户经营，产量才能成倍增长。我看了报告以后，很快就送交中央和小平同志。
郭崇毅到北京，跑了不少单位，可是没有人敢接他的报告。后来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想请农经所的人向上转递他的报告。农经所开始也没有人接，后来陈一咨接过来，转给中办研究室，研究室又印成白头送阅件送上去。
陈一咨在海外写的一本书，说到他和胡耀邦的关系，标榜他是由胡耀邦调回北京的。那是胡扯。他调回北京，是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当然，征得胡耀邦同志同意是事实。当时主要是想把这个小组搞大一些。后来小组发展到三四十人。
在转交郭崇毅报告的事情上，他们起了个好作用。另外，社科院有个叫《未定稿》的刊物，收到下面关于包产到户的稿件，他们和我商量，准备在《未定稿》上发。我说这不妥当，因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只准三种地区搞包产到户，其他地区还不准搞。在刊物发与中央不一致的文章，这不合适。我不让在正刊上刊登，最后采取出外刊的形式发表了。
当时酝酿成立研究组。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考上了大学，他们中有些人有志于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如何把这些有志于农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集聚起来，成立研究组是个好办法。我从此也开始和这些年轻人建立起联系。这件事下面我还要说。
2 关于包产到户
在这期间，宋平每次到北京来开会，就要找我聊一聊甘肃农村的情况。宋平那时年年到我这里来。当他谈到甘肃〃三西〃的困难状况时，就谈到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可以在甘肃比较困难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他还与我谈起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比没有实行的地方情况要好。万里讲，他支持和肯定了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尝试和创造。这当然是他的一大政治资本。但是，直到他离开安徽，包产到户问题没有提到省委，省委没有做出有关决议或决定。在全国率先制定支持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的是甘肃省委。1979年10月17日，中共甘肃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实践中，1979年下半年，甘肃就已经突破了划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界限，分步骤分区域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
赵紫阳在四川没有搞包产到户，他进行的是基本耕作制度方面的改革。针对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条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麦一年两熟制。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了南充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办法，等等。后来才知道，赵紫阳结合这个改革，动用了库存的粮食。四川原来有不少存粮，赵紫阳去了之后，挖了不少存粮，都用得差不多了。当然也是为了救济农民，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老百姓那句顺口溜也反映了这个情况：“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山西的王庭栋也是个农村改革的积极分子，他当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农村改革开始时，杜润生对包产到户是很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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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传达陈云“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
1979年8月8日，我在经济调查研究会上传达了陈云同志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内容如下：
第一个观点，我国人口有九亿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必须使农民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过得好些。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生活。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全国不得安定。新中国建立初期，叫紧吃紧穿；现在叫有吃有穿，一年比一年好一点。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安排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
现在，不少同志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农业、轻工业不重视，这种状况非改变不可。但是，也有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强调农业、轻工业，就是不重视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汽车、化肥，行吗？没有钢，农业、轻工业都上不去。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云同志又明确讲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要把这个观点明确起来和牢固地树立起来。重工业首先要考虑如何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以农轻重为序，还涉及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就是说，在重工业的建设方面，要看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部分投资有多少？在重工业生产方面，要看为农业、轻工业提供的机械设备有多少？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有多少？就是在冶金部内部，它的结构也要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结合起来考虑，看如何安排才适当。化工部有个材料说，从1953年到1977年的化工产品总产值中，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产品占百分之七十；化工总投资中，用于化肥、农药、磷矿和轻工业的合成材料、染料、各种化工原料、医药、橡胶加工方面的投资，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产品分配来说，以1979年国家计划为例，计划生产的硫酸、烧碱、橡胶，用于农业、轻工业和市场供应的，占产品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二。
陈云同志没有讲这三个百分比是否合适，但他说，化工部这样安排生产和建设，方向、路线是对的。全国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建设，来安排自己的一切经济活动。重工业部门更要这样做，首先应根据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个要求来安排自身的发展。从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为农业、轻工业，也是为重工业。
第三个观点，在安排年度计划、五年计划的时候，农业的投资、轻工业的投资、重工业的投资各占多大比重，要根据前面说的两个前提来定。我们说，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农轻重为序，这决不是说，在考虑分配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让农业占第一位，要使农业的投资占的比重最多，轻工业的投资也要高于重工业。如果那样，可能犯大错误。实际上，如果把重工业内部为农业、为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计算在内，还是重工业的投资占多数或者占相当大的多数，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是大于农业、轻工业。当然，比重大也要有合理的限度。
陈云同志的这三个理论观点，话虽不多，但是对于我国整个经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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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起草切实实施七部法律的指示
1979年，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讲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原则上、道理上，是小平同志讲得最多。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最突出的是，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其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在过去草案的基础上修改的。毛主席在世时，曾几次提出制定和施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5次提出5次又放下。1979年6月26日，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时说：〃刑法草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有三十几稿。1957年的第22稿曾提交一届四次人大会议征求代表意见并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1963年的第33稿，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原则审查过。这次提出的草案是以第33稿为基础，根据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由法制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做了补充和修改。刑事诉讼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次修正稿的基础上修订的。〃 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这件事是彭真同志努力办的。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7部法律后，公布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为此于1979年9月9＇1在党内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这个指示是中央办公厅负责起草的，由我具体主持，胡乔木修改定稿。起草指示的过程中，还吸收了社科院法学所的几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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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组织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1979年6月到9月，我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组织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
年初，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文章。到了6月，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不是一般的庆祝会的讲话，而是要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对其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终究这还是国庆讲话。在邓小平直接指导下，胡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