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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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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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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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和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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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份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份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以后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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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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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就是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领导下,获得胜利。九十年代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年代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于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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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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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因为朱厚熜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宗实,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熜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按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做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熜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熜,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熜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时听到这个消息,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廷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王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熜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自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熜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廷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廷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朱厚熜必须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熜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熜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熜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廷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熜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地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熜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熜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之所以如此号哭,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熜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熜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熜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被贬谪到蛮荒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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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丑陋的王朝: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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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噩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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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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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统一中国,中国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八十年代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此人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九十年代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