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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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这个决定全文共3000字，这里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体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等内容。决定最后要求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发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203页）。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中央政治局决议说：“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
任弼时和王稼祥、颜昌颐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抵达中央苏区后，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时对反“AB团”问题做出的比较客观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使中央苏区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已经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被处决；红20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后，不少人也遭批判斗争甚至杀害。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特别注明：“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因此，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央苏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对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苏区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31年3月以后，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张国焘，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个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只有袁文才、王佐这样的个案；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苟、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杀害的，所以并不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受到人们的质疑。“AB团”原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群众给予沉重打击，使该组织即行解体，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1991年7月，胡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7页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说过：“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408页）但是事实证明，反“AB团”并不只是“一个错误的侧面”，多年来没有被真正认识和纠正。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汲取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扩大化的错误，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很难避免重犯同类的错误。
责任编辑 李晨
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许人俊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解放洛阳不久，接着又解放开封古城。
3月初，邓子恢刚在河南开封当选中原地区临时人民政府主席，5月我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就势如破竹，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构筑的长江防线，飞越天险，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
武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位置极端重要，是国民党的特别行政市。解放前夕，蒋介石特地指定信得过的“小诸葛”白崇禧指挥58军负责防守，并设有武汉守备司令部。白崇禧和守备司令鲁道源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
然而，当解放军飞越长江、兵临武汉城下时，他们都先后乘飞机仓皇逃离，连国民党武汉市长晏勋甫也毫不知情。武汉三镇，顿时属于“真空期”。晏勋甫市长只好将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的全部财产和档案清册妥善封存，准备向解放军移交。
6月初，党中央迅即决定组建中共中央中南局进驻武汉市，任命林彪担任第一书记，主要任务是指挥部队继续南下作战，解放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第二书记罗荣桓因身体有病治疗，一直未能到任。中南局的党政军工作和接管武汉的重任，自然落在第三书记、兼四野和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的肩上。
6月14日，邓子恢接受任命后，立即率一批干部由开封起程，一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在18日胜利抵达武汉。
先期进入武汉市的军管会主任谭政和副主任陶铸闻讯赶来欢迎邓子恢，并汇报有关情况。
此前，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晏勋甫，已向新生的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交权。政权虽然属于和平移交，但整个城市交通已被破坏，城乡联系断绝，商店萧条，工厂停产。粮食极度缺乏，物价上涨，大批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无政府主义严重，到处发生抢劫，穷困与混乱笼罩着武汉三镇。
共产党如何接管、治理好这座混乱城市？社会各界人士对领衔人物邓子恢都拭目以待。
好在不久前解放河南洛阳、开封、郑州等地时，邓子恢曾有过组织领导部队边解放、边接管城市的经历，积累有丰富经验。所以到武汉后，他首先确定旧政府所有人员，一律原职、原位、原薪，各司其职，行使城市管理职能。然后，他按轻重缓急，指挥湖北和武汉市党政军上下配合，发动群众，打了一个漂亮的城市接管战。
巧斗奸商囤粮 急解粮食供应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我党我军接管武汉后遇到的第一难题。
解放前，武汉的粮食市场一向由私营粮行控制。刚解放时，一些唯利是图的粮商，利用解放初期城乡交通关系中断，粮油供应紧缺，社会秩序混乱的局势，大搞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当时，粮油一天一个价，不断上涨。老百姓人心惶惶，天天提着粮袋，争先恐后赶到粮油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抢购粮油之风席卷武汉，粮油问题闹得武汉三镇动荡不安，市民思想混乱！
因购粮问题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到处发生，情况极为紧急。武汉军管会十分头痛，他们如实向邓子恢书记汇报。他听了军管会和各级领导的汇报，一边指示在武汉市担任领导职务的老部下金明、周季方等同志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边又让主持湖北省领导工作的李先念同志连夜派人到天门、凉山一带农村筹集粮油，甚至将一部分军用粮油悄悄运进武汉。
与此同时，邓子恢还指示立即成立华中贸易公司，马上派人分别北上华北，东赴江苏、上海、浙江，四处为武汉紧急筹粮。
几路人马，分头行动，协同作战。几经努力，终于在很短时间内，将农村的粮油和部分军用粮油500多万斤，从四面八方利用夜幕掩护，秘密运进武汉。
在邓子恢的周密部署下，与粮油奸商开展较量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不法粮油商们都蒙在鼓里。他们我行我素，继续在粮油市场兴风作浪，哄抬粮价。
正当粮油奸商洋洋得意之时，一天清晨全市所有国营粮店，按照邓子恢同志的统一部署，突然全部开门，正式挂牌营业，大量抛售平价粮食。
一场粮食大战顿时打响了！
起初，那些老谋深算、富有商战经验的粮食商人们，沉着冷静，稳坐钓鱼台。他们的对策是：你开门，我关门；你抛售，我停售。他们认为土八路在战场上打国民党军队有本领，但进城后不懂市场经营，打商战不是自己的对手。同时也低估了新政权的售粮能力，以为国营粮店刚刚成立，准备的粮食数量有限。平价售粮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用不了多久，国营粮店就会粮尽库空，关门大吉。到那时，武汉三镇的粮油市场，依然是自己的天下，自己可以继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所以在国营粮店开门平价售粮期间，私营粮商们一直关门闭店，按兵不动，停止营业。他们准备同共产党的新政权打持久战、消耗战，等待看共产党撤退的笑话。
然而，他们完全错了！国营粮店开门营业后，粮源充足，库底雄厚。从各地秘密运进的500万斤粮食，除100万斤供部队使用外，其余400万斤全部投放粮食市场，充分满足市民购买，平价销售，有条不紊，从不间断。
起初，市民们对粮食供应还不摸底，深怕买不到平价粮，因此天天争先恐后排队，大袋买，大袋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看到国营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