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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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注：指段良弼）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的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项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上一切争论，齐心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雷利斯基）：你们给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2月19日的谈话有以下记录：
布林斯基（任弼时）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也回来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注：指刘敌）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注：刘铁超），解除了担负监狱和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军12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20军一起过了赣江（永阳市），它宣布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20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销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100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
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路线，也没有朱、彭和黄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
在给20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毛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AB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彭、黄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AB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AB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20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AB团分子等。
红20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20军暴动惩处他。
谈话记录还写道：“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AB团成员，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回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 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2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类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