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9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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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小高子私度君上之心。”
“竖子大胆！”嬴政终于爆发，一脚将赵高踹翻在地，“交蒙毅勘审！”
“臣领命！”蒙毅一拱手，押着赵高出了行营。
旬日之后，蒙毅呈上了勘审赵高的书简。蒙毅的勘审是缜密的，非但如实录下了赵高的全部供词，且有两处被滥杀者的全部名录，还有飞马报请廷尉府核准后的廷尉定刑书。综合诸般事实并秦国律法，蒙毅上书拟定刑罚是：赵高当处死，念其不讳罪且一直自认是私度秦王之心，拟赐自裁以全尸。
抚着一匣书卷，嬴政良久默然。思及赵高敏行任事干练利落，嬴政心下大大不忍。自少年追随自己，这个被嬴政呼为小高子的赵高几乎如同自己肚子里的虫子，冷热寒凉喜怒哀乐无不知晓。尤其是在嬴政立为太子、秦王而尚未亲政的夹缝岁月里，赵高几乎是嬴政唯一可信的能事者，通连蒙恬，寻觅王翦，争取王绾，探察嫪毐与文信侯吕不韦的种种动态，没有一件不是赵高的功劳。就实说，赵高若不是阉宦之身，以赵高诸般才具与功劳，早早便该是赫赫大臣了。然则，赵高从来没有委屈之心，仿佛天生便是嬴政的一支手臂一支探杖，即便遇到生死关头，嬴政也确信赵高能舍出性命换取秦王安然无恙。今次犯错，赵高立即坦承自己是“私度君上之心”，第一个便将嬴政摘了出去。此举果是赵高过人的聪敏，又何尝不是耿耿维护秦王之心？如此功劳才具之士一罪而杀，未免失之公平。
雄鸡长鸣，嬴政终于从纷繁思绪中摆脱出来，召见了蒙毅。
“赵高所杀者，可有不当杀之人？”嬴政笑着问了一句。
“王城之内，可说没有。太后故里，臣不敢妄言。”
“能否彻查？”
“君上之意，欲赦免赵高？”
嬴政默然良久，一叹道：“一门生于隐宫，小高子可怜也！”
蒙毅不忍秦王伤感，道：“臣思此事，可过可罪，然须有法度之说。”
“何说？”
“若作过失待之，必得以赵高奉命行事，其行虽过，终非大罪。”
“你是说，须对廷尉府言明：赵高之举乃奉本王密令？”
“唯有如此，可赦赵高。”
“原本如此，何难之有！”嬴政顿时恍然。
“然则，天下将因此而谴责秦王。”
“骂则骂矣！虎狼之名，能因一事而去之？”嬴政反倒笑了。
“君上既有此心，夫复何言！”
旬日之后，在快马文书与咸阳廷尉府的来往中，赵高被赦免了。不功不赏，赵高还是掌管王城车马仪仗的中车府令。赵高逢赦，李斯本欲再谏秦王，终究还是没有开口。毕竟，秦王身边也确实需要一个精明能事如赵高的人手。再说，赵高当年驾王车追回自己于函谷关外，那份辛劳功绩，李斯又如何能忘？更有一样，赵高遇赦，丝毫没有骄狂之态，反倒是对李斯蒙毅更敬重了。如此掂得轻重的一个内臣，秦王尚且不惜公开密令赦其罪，大臣们又何须在灭国大战的烽火狼烟中去认真计较。
入冬时节，秦王行营离开邯郸回到了咸阳。
秦国大军依旧驻扎在赵国，由正式擢升为上将军的王翦统帅，立即开始筹划连续攻灭燕国之战事。李斯带着后续抵达的官吏，也开始了稳定赵国民治的新政。期间，秦军间士营探察得一个惊人消息：赵国废太子赵嘉在残余王族护卫下秘密逃往代郡，欲立代国继续抗秦！李斯与秦军诸将异口同声，都主张立即追杀公子嘉逃亡势力。王翦却道：“公子嘉北上代郡，显是要与燕国结盟。代国根基在燕，灭燕则代国失却后援。其时我军从北边包抄后路，灭之易如反掌。此时追杀，若迫使其逃亡匈奴反是大患。”两方对策飞报咸阳，秦王回书曰：“上将军之策甚是稳妥。本王已书令蒙恬：公子嘉不北向匈奴，我则不动；若其北逃匈奴，立即堵截歼灭。”于是，秦军不理会赵嘉的代国，而只一心准备灭燕。
六年之后，公子嘉的代国灭亡，赵国最后一丝火焰也熄灭了。
这是公元前228年冬天的故事。
九、烈乱族性亡强国不亦悲乎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历史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历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时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十一年。
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