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12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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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中，我对几乎成为我第二故乡的海南，有了种种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在包括我在内的往昔之内地人眼里，这个弥漫着浓郁商品经济气息的海岛，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使之成为文化的坟场。然则，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里，我却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广阔与渗透于人际交往中的实际精神。没有虚妄，没有伪善，不宽容懒惰，不纵容矫情。无论是铺排奢华的酒店宴会，还是粗简惬意的路边大排档，纵情唏嘘面红耳赤之后，下次又是热烈坦诚的拥抱。无论是同事操业，还是人际交往，顾忌最少，羁绊最小，心结最淡，成见最浅。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汇聚在这片美丽的海岛，竞争着，协同着，冲撞着，拥抱着，吵闹着，奔跑着，前进着。依稀之间，常常觉得这片海岛是某种战国精神遥远的折射，恍惚游离的种种影像之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切的追求与向往。一个北京朋友来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阳光下，盯着在海风中婆娑的椰子树，惶惑地说，这树，绿得有些假。
我感喟万分，大笑不止。
这个纷纭的时代，真在哪里？假在何处？
真成假，假成真，我们的目光要多少历史的泪水来冲洗？
清晨的阳光下，当我徐步走在金黄雪白的沙滩，望着苍茫大海自由地长啸，将一腔郁闷与五脏六腑的污浊在吼啸中喷发出去的时候，每每感动不能自已。传说中的灵魂净化在哪里？宁非如此哉！
三
2001年，历史小说开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们使我感触良多。
在中国作协周明先生的推荐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最先关注并追踪《大秦帝国》的写作。其时的杨贵才社长、蓝纪先责任编辑的发轫之功，我时时感念。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工作性质的分歧与冲突。此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邓本章总裁、王成法副总裁、王刘纯主任（出版业务部）、河南文艺出版社王幅明社长，上下共识凝聚社力，将《大秦帝国》作为河南出版界重点项目开发经营，其团体之勃勃生气令人感奋、铭刻难忘。世间万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风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社长、方平副社长、刘学明社长（先后三任），都对本书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亦使我难以忘怀。
尤其要说的，是责任编辑许华伟先生。
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并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保持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赖许华伟之功。人言，责任编辑是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信哉斯言！华伟年轻坦诚，信守约定，朝气蓬勃且极具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人与之交，如饮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荡火热坚实，信任感不期而生，弥久愈坚。使我多有感喟者，是华伟所身体力行的那种当下编辑已经很少具有的独特的专业理念与实干精神。
以专业理念而言，华伟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始终本着“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从不对作品作无端删削与扭转，辄有改动，必征求作者意见。此点，对于一个极具鉴赏力与笔下功夫的责任编辑，实属难能可贵。
以实干精神而言，华伟不事空谈，极富负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国》出版周期长，编辑工作量超大。期间，无论是座谈会议还是应急材料，抑或紧急编辑事务，华伟都是兢兢业业不舍昼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轻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500万字全部重新编辑重新装帧，而时间只有短短三四个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l8届全国书市上全面推出，实在是一件繁重任务。面对艰难，华伟意气风发地笑称，要开始一次“编辑大战”。之后，华伟与美编刘运来等同事立即开始投入此战，周末亦极少休息。每每从电话中听到华伟在编辑室关于种种细节勘定的急迫声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种感慨——如此自觉负重的职业精神与任事意志，何其可贵也！
四
还得说说全套出版与前四部修订的相关事宜。
首先，《大秦帝国》陆续出版发行以来，遇到的读者质询与专业非专业的评论多多。对所有这些评论、褒扬、质询、批评，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面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我无疑是极其“有涯”的。
我，感恩于那个激起我们强烈共鸣的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
我，感恩于所有能够关注与批评《大秦帝国》的读者朋友与专家师长。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两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书；前四部八卷，则是已经发行几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并非已完部分与印行部分的简单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订本与最后两部新书的完整推出。就实际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书。
本次前四部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错位。
读者质询的人物错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几个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战国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颇。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余人物都是出现太早。这次我做了不同修订，大体是四种处置方式：
其一，甄别史料，依据学说传承确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主要是商鞅师承何人？一种史料云：商鞅老师是尸佼，又云是学生。然则，传世的《尸子》全书，除了提出一个“宇宙”词根属创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张，与商鞅的纯正法家体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尸子为商鞅老师，或为商鞅学生，皆无依据，皆不相宜。鉴别之下，此说可能为当时或后世之坊间传闻，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尸子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在第五部魏国灭亡的进展中，有尸子后裔的故事，体现了我的鉴别与推论。
其二，错位人物置换，而思想留存。小说第一部有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论战。这次，荀子被置换了，论战保留了。毕竟，荀子之前的战国社会是酝酿产生性恶论的基础，不可能没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场年龄与关系，而不做人物改变。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颇，不再一出场便是老将，但廉颇的出场时间并没有改变。二是第二部中的战国四大公子，相对理顺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风云人物。在这里，我选择了历史精神的真实，割舍了对散漫史实的刻板追求。
其四，对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变动，老墨子与墨家仍然在第一部体现。墨家以“兼爱”为基础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审视战国变法，既是艺术典型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哲学的需要，更是文明史价值审视的需要。仅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详）的可能性考据，而牺牲其在艺术作品中再现的权利，是不可取的。
关于“有没有”的问题。
以历史小说形式展现原生文明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有没有”。小麦有没有？馒头有没有？包子有没有？锅盔有没有？毛笔有没有？绵布（丝绵）有没有？麻布有没有？棉布（棉花）有没有？床铺有没有？桌子椅子有没有？长剑有没有？长兵器有没有？地图有没有？战船有没有？大蒜有没有？小蒜有没有？大葱有没有？石碑有没有？果酒有没有？白酒有没有？苜蓿有没有？马镫有没有？女子冠礼有没有？某个成语有没有？某个词根有没有？某种药材有没有？某种礼仪有没有？某种蔬菜有没有？某条河流有没有？围棋黑白先后规则有没有？民众自由欢呼万岁有没有？等等等等，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迎面扑来。举凡日常物事，几乎都牵涉“有没有”问题。写其后时代，当然也有此类问题，但一定是少了许多。
就实说，事物之有没有，尚算相对简单。其中最繁难者，是语言中的词汇词根。先秦语言，是我们民族语言的根基。几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语汇，都在那个时代创造了出来。然则，随着漫漫历史，国人反倒陌生了诸多基本语汇的起源，对《大秦帝国》使用的诸多原生语汇，反倒生出一种质疑。譬如奴隶、人民、群众、和平、小康、国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执一、介绍、身体、不二、大争、春秋、战国，等等等等，都是那时的语汇。
于是，从第四部开始，我对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词根与事物出典，皆作了注解，或借人物之口说明根源。在本次修订中，我对读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所砸来的“砖头”，都以是否果真有据做出了相对合理的处置。虽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发现的错误，我仍然期待着种种纠错批评。
关于个别历史事件的有无问题。
《大秦帝国》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部是真实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国会盟分秦，是依据历史逻辑推定的。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会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会盟，确实没有史料记载。然则，“六国卑秦，不与会盟，丑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将秦国排除在外的六国会盟，能说一定不会有分割秦国的预谋？是以，六国会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虚构，本次修订中也没有取缔这一引子事件。
历史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种意义上又如化石复原。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结局，是已经尘封且夹杂着诸多“破坏”的作案现场，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为此，就要依据被史料记录下来的种种结局，依据被风干的种种骨骼，推演出活化的历史。活化是什么？就是在逻辑推定的基础上剔出其渗透异物，修补其曾经遭受的破坏，弥补其联结断点，复活其被风干的血肉。譬如，秦始皇没有皇后，秦二世也没有皇后，这是两千余年帝制中的唯一现象。为什么？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与事件？这些，是历史家无法完成的。在发现确证的史料之前，历史学家可以不理睬这个为什么，而只相信这个结论。而历史小说不能，既然有这个重大的“现场遗存”，就必须推演出其联结断点，复活导致这一“遗存”的种种过程，否则不是历史小说。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则既有作者的历史想象力，又必须有历史逻辑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我是自觉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面对那样一个神圣的时代，我有义务仔细甄别，我没有权利肆意虚构。
我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也追求历史事实的基本真实。
肆意虚构，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亵渎，是对我们文明圣地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