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10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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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I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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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旬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
三、隆冬时节的嬴政皇帝与李斯丞相
从频阳归来，嬴政皇帝第一个召见了丞相李斯。
皇帝直截了当地对李斯提出了一个主张：停止骊山陵与长城两大工程的远途徭役征发，骊山陵教内史郡老秦人修建，长城各段由附近郡县征发修建，中原与旧楚地不再征发徭役。末了，嬴政皇帝问了一句：“丞相思之，是否可行？”李斯默然思忖良久，终于一拱手道：“陛下，此策虽好，有利于安定民心，然却难以实施。”嬴政皇帝很是惊讶：“为何难以实施？有人阻挠？”“大秦律法严明，安得有人阻挠哉！”李斯摇头叹息了一声，又道，“陛下多年执掌大政，可能忽视了关中人口的变化。据老臣所知民户数，目下之关中人口总共五百万上下；其中，老秦人只占两成左右，堪堪百万人而已，且大多为老弱妇幼；其余七八成多，都是近十年迁入的山东人口，计四百万余。若以关中民力修建骊山陵，老秦人实则无可征发。所能征发者，依然是迁入关中的山东六国贵族与平民人口。然则如此一来，骊山陵工地则有可能成为骚乱动荡之根源。”嬴政皇帝惊讶道：“何以有此一说？”李斯道：“灭六国之后，骊山陵开始大修，集中了十万余六国罪犯，人云刑徒十万也。若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