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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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个世上多少功成名就的人，晚年仍然坐在他的人生盛宴桌前，品尝最后一道甜点和餐后的美酒。当你羡慕他们的时候，你先要告诉自己：“他们能吃遍人生的盛宴，必定因为他们知道取舍。他们知道在前面少吃一点儿，而不是样样狼吞虎咽。”
据说世界上最奇怪的导游在意大利，他们会把你带到古迹面前，花40分钟为你讲解历史的背景，然后说：“好，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观了，20分钟之后集合。”“既然是来游览，你何必噜嗉那么久，耽误我们那么多时间？”于是有人不高兴，到下一个古迹时，他不听讲解，自己去游览。
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也会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据调查，先听40分钟的讲解再去逛的人，比不听解说用1个小时自己游览的人，看到的多得多。60分钟之后，回到游览车，先听过讲解的人，会说他们见到了这个雕像的笑容，那个喷泉的特色，某个角落的壁画，某个石阶的缺损，他们甚至可以循着导游说的故事，去想象千百年前在那宫廷中发生的争斗，见到大理石上溅到的血迹。
于是，那古迹变得更生动有情了，那游览变得更深刻有趣了，至于那些自己游逛的人，只见东一片废墟、西一座残像，逛完意大利的每个古竞技场，印象几乎完全一样。 无论古迹、名胜或博物馆，都像人。你不认识他，他就是个人，大不了是个长相特殊的人，但是当你认识他之后，他则由陌生人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令你了解与同情的“有情人”。
游览名胜古迹，也如同你到林中赏鸟。
如果有人告诉你，哪里有某种鸟，循着他的指点，你能在短短时间中见到许多，相反的，如果没有人指点，你则可能只见到一片树林，听见许多鸟鸣，却怎么找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也不知那鸟的习性，甚至不知那是什么鸟。古人说得真对——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下次你去赏鸟、去旅游、去逛博物馆之前，先用用功，读读那里的介绍吧！用你的心、你的情、你对它们的了解，去亲近他们，去发现一切吧！
你必然能有更大的感动，而且留下更深刻的记忆。
什么是价值
毕加索生前在一张报纸空白处画的速写，居然拍卖到十几万美金。“这速写不过草草几笔，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有评论家说，“有的话，也只是市场价值。”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经混乱，通货膨胀，百元当十元用，买个鸡蛋也要上万元，“这钱还有什么钱的价值？它还不如纸的价值。”
什么是价值？
》一件古董，今天人人都想收藏，它可能是无价之宝，明天有人鉴定是膺品，它又可能不值几文；一个公司的股票，今天大家都想收买，它可能大涨，明天财报出来，显示前景欠佳，又可能一落千丈；一国的货币，今天它的国力强，人人抢着持有，汇率可能一直攀升，明天出了泡沫经济，它又可能大幅贬值。
价值是它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大家都看好它、欣赏它、希望持有它，它就有价值。
这世间的东西，哪样东西能永远不变呢？流行会退潮，股市会崩盘，币值会狂泻，也因此，许多投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跳楼自杀，他们错了啊，他们忘了有一样价值，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那就是“生命的价值”，只要有信心、肯努力，认定自己能东山再起，生命的价值就能维持在最高点。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的价值时，别忘了你还有生命的价值，当你费尽力量拉抬财产的价值却失败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样绝对操之在你的东西——生命的价值。
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说得好：“即使你穷得只剩一件衣服，你也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穿起来有一种尊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看不见的城市和她耀眼的建筑
作者：赵灵敏
近年来，建筑在中国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4年前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再到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给了国人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视觉冲击，
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在最近达到了高潮：6月初，4位院士集体上书总理，对目前的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崇洋奢华、片面追求视觉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抨击，接着，戴高乐机场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发了高层对“鸟巢”的关注，而7月30日鸟巢的停工则引发了一场对国内建筑和城市规划弊端的大清算：片面求大、求洋、求新、求怪；建筑风格不协调，城市形象杂乱；旧城改造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破坏……
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演变为社会问题。
“失忆之城”
中国古代有大气张扬、红墙琉璃瓦的故宫，结构严谨、淳朴含蓄的徽州民居，有八角塔、燕尾楼，有“方正端庄”的棋盘式城市布局，有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有先进的消防、排水、绿化和道路系统……而今，经过千百年时光的淘洗，这些国粹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深处。中国城市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
然而，中国城市将迎来什么样的时代，却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的答案。梁思成先生为了北京能够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多次据理抗争。一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对梁先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这位副市长的话反映出了中国几十年来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的中心思想：将高楼大厦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变化”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只要“变”，就足以令人欣悦，“变”成什么样子倒不是最重要的。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相信新的一定胜过老的，变化的一定胜过不变的。“时代精神”成为拆毁古建筑最有力的道德说辞。
而这样一种不顾一切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所带来的危害，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得到了无限的放大：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强大到私人望尘莫及的程度，已经没有任何民间的力量可以阻止和制衡政府“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冲动了，而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则使这种冲动加倍膨胀起来。
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基建中，甲领导在位时，提出甲氏定位，乙领导上台了，又提出乙氏定位，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遭殃的是城市，浪费的是财富，丧失的是机遇，受益的是一个个流水般登台下台的官员。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很低，虽然不少地方搞城市规划也成立了专家组、开了论证会，形成了洋洋数万字的可行性报告，但是其结论是长官钦定的，其论证是长官意志的注脚和说明。
目前很多城市选择委托洋机构进行总体规划编制，并标榜规划是由某国的规划大师完成的。其实这些大师往往连语言关还没有过，更谈不上对城市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资源的充分了解和升华，而更多的是从自身文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大气和深沉。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建筑设计，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使这些建筑在设计和统筹规划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洋不洋、中不中。
于是，楼不厌其高、路不厌其宽、车不厌其快、草不厌其绿等等“城市建设高消费”现象，像霉菌一样附着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密切关系市民利益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则被冷落。饱含历史记忆的旧建筑被无情推倒，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中性的“地皮”，跟具体的城市性格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点中去的地标式建筑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成了“失忆之城”。
“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这种片面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大量标志性建筑的出现：还有什么能比那些鹤立鸡群的建筑更能代表官员们拥抱现代化的热忱呢？而这类建筑最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根本不顾及四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反，它们使自己成为“明星”，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并因此在很大程度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流风所及，建筑师势必挖空心思地创造“奇迹”，想方设法使公众“震惊”。每个新建筑的造型出来都必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必须是“明星”一般的。一个“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而事实上，这种强调视觉冲击的建筑风格，并非中国独有。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名作——坐落于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是著名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毕尔巴鄂是一座靠海的工业小市镇，随着钢铁、造船业的衰退而没落，残旧的港口和工业区以及失业的人潮，搭建起“夕阳城镇”的街景。然而，这一幅破败的景象随着一座令人惊艳的美术馆的进驻而完全改观。由闪闪发亮的钛金属覆盖、有着透明玻璃墙幕和厚重质感的石灰岩，坐落在城市中心旁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成为这个小城的重心。
筹备4年、建造3年，请来国际建筑大师盖里精心打造，造价9000万美元的美术馆，吸引着欧洲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1997年底，美术馆开幕，一年之内就吸引130万参观人潮：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共吸引400多万游客，上缴政府1亿美元的税收。随着美术馆启用，城市的活力也跟着苏醒了，毕尔巴鄂市建起了机场、地下铁路、新的码头。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没落的小城市来了个奇迹般的大翻身，晋升成欧洲新的艺术文化中心。这一成就，也为建筑界和城市规划领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毕尔巴鄂效应”，专门用来指此类前卫建筑成为城镇救星的现象。
“毕尔巴鄂效应”作为一个榜样，鼓励了普通人对奇形怪状的前卫建筑的向往。现在，就连浙江金华这样的中等城市，也请来了“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操刀金东新区的设计规划。过分强调形式感的结果是出现了《格调》的作者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建筑贫民化趋势”：炫耀、浮夸和千篇一律。人们忘记了，毕尔巴鄂的成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成功，更应归功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素负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造费用是由民间机构支付的，而在中国，官员们对巍峨、庞大、炫耀型建筑的喜好却只能由纳税人来买单。
当精神价值被搁置而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要求最大化时，艺术成了伪劣建筑的外包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我们不知道，作为最忠诚的古都守望者，已故的梁先生如果看到长安街边上的“巨蛋”，会不会痛哭失声。但我们知道，当时那位副市长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北京“到处建起的高楼大厦”的确映衬着老房子成了“鸡笼、鸟舍”。
而今，许多人陶醉在国内城市的“起吊机”经济里，似乎世界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