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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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西侧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名流浪产妇，当时她用单薄的身躯紧紧抱着生下不久的婴儿。然而，围观者当时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10时左右，火车站女职工张西娟在打水路上听到站台发现产妇的事情，就急忙赶过去查看。在站台西侧的一面围墙下，一名身上污浊、面色铁青的产妇裹着破棉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怀中抱着已经冻僵的女婴。
2005年1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昨晨，一流浪男子被发现死在南二环北京市接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大门旁，死者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已经开封的方便面。附近居民凌先生说，当天早晨，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南北朝向地趴在接济中心东侧距中心大门不到3米远的人行道上。“他的手非常黑，左脚的鞋子掉了，裤子也脱掉了一些。他身边还放着两个包子和一袋方便面。”我上网搜索，这种冻死在离救助中心大门仅几十米、几米的大街上全国还远不止这一例。……
当然，最有名的当数湖南的“张衡生事件”。2005年3月7日18时50分左右，在湘潭县107国道茶恩寺地段1723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伤者张衡生在5天后死亡，冻死于以湘潭公安为主的政府人员的渎职与民众的冷漠。在这漫长的5天时间内，只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有点良心的湘潭民众，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这里的“欺生”文化前面提到的美国人Matt说，“要尊重这里的文化”。那么，我们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可是，这种礼仪只关照熟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死亡。这样一种环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熟人文化”，对熟人、生人，家人、外人进行严格区分：“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这是不把我当外人”。
中国文化这种特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国人吃饭，哪怕是第一次见面的都同吃一碗饭。西方吃饭，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样，中国四合院的房子将家人和外人隔开，但是在房子里面中国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两个在家里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书架上拿书，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见。所以在国外，许多人把家中一两间房子租给房客，和他们同吃同住。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的确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陌生人向来不怎么客气，不客气到连邻居做好事都要反对。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中国人问“你有什么事？”西方人问“我能帮你什么忙？”你看，出发点完全不同。
记得我去巴黎圣母院，发现在门口围着一堆人，我伸头往里面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围着看热闹；而是一个人鼻子出血，围着那一堆人是在帮忙。
我到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时携带了一个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诺丁汉市下火车，我才刚刚下车，就听到有人问我“Do you need a hand？（你需要帮忙吗？）”我转身一看，一个英国小伙子友好地看着我。然后他一直帮我上下火车站里的人行天桥，直到我上出租车。除非我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否则，在中国是绝对不会有小伙子来帮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许更有说服力。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英国的一个荒郊野岭迷路了。我本来带着地图，但是地图上这片地区没有标明，偏偏路两旁的树遮天蔽日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视野。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前面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
看着这位救星的出现，我颇为踌躇，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要向她问路非吃闭门羹不可，因为天色本来已晚，再加上路两旁异常茂盛的树使得这条小路阴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壮汉向我问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鼓足勇气。没想到，对方热情地停了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立即拿出地图请她在地图上说明。末了，她告诉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区附近，同时开玩笑地说，那个地方恐怕会让我失望。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地想：“这个英国女孩对陌生人可真一点戒备心理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告别的方式竟然像老朋友。
失衡的社会，冷漠的公民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却比内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长江水灾，香港市民捐款2亿多港元，1999年华东大水，他们又捐款1亿多港元。前不久的东南亚海啸，在不到两周时间内，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已近7亿港元，为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最高纪录，并创下单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们的一项有关慈善的调查也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这项调查发现阻止“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城市人民行善的几大障碍是：“这事要老百姓来捐款，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前不久，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社区的学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提高流浪汉救助的经验。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名为Soup Kitchen的食堂，专门为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免费的饮食。类似的慈善机构在西方国家到处可以见到，有些是教会办的，有些是政府办的。以前，在他们那里服务的都是志愿者，负责烧饭和发放饮食。后来，他们将流浪汉的姓名和以前的职业记在卡片上，或者挂在墙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来，他们让曾经在餐饮或者餐饮相关行业工作的流浪汉参与到烧饭和发放饮食的工作中来，让被服务的对象变成服务的主体。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汉的自我评价。
从上面这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提高流浪汉的自尊心问题，而我们目前在为每一个流浪人员提供救助上还有一定困难。确实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国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国家独自承担，而是由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据统计，美国人一年捐出来的钱接近2000亿美元，尽管比尔盖茨是个人冠军，但是其中的70％仍是由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捐出来的。
“我自己还需要别人来捐助，贪官污吏一年贪污的钱不知道可以盖多少希望小学。还有公款吃喝一年2000个亿。”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的过不下去，只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心理的不平衡。比如，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一个月收入千余元，他觉得收入低，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一个月赚1万多块他也不满意。“我怎么啦？赚的是不少，可这都是血汗钱！一年365天，一天12个小时，你见我休息过吗？”原来他知道一个有“关系”的人，整天什么事不干比他挣的还多。可是那位也不满意，“我这算什么？毛毛雨。”因为他知道更多“关系”的故事。
我后来碰到一个“企业家”，光别墅全国各地就十几栋。他总算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正在办移民。
“我一个月800块钱就要交税，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却可以逃税。”有些中国明星在捐款时确实没有偷税漏税时积极。远的不说，就是上次东南亚海啸，一级方程式赛车冠军舒马赫捐款1000万美元，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捐了150万美元，小帅哥迪卡普里奥也捐了100万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戏演得不咋的，看来也挺大方的，捐了100万美元……再看看中国的明星，据说，有的“大牌”只捐了1000元，甚至，娱乐圈中某位牵头人劝人捐款竟好几次遭到拒绝。
“我把钱捐给你，我怎么知道你拿它去干嘛？”近几年，不停地有报道说，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的报道。或者雁过拔毛，变成了某级政府的楼堂馆所的建设费、高档轿车的购置费，甚至吃喝玩乐的开支。这些事件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捐款的积极性。
“这种事只能是谁遇上谁倒霉。”有一辆公交车上一个乘客突然晕倒在车上，司机掉头就朝医院跑，由于送医院及时，那位晕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车上的其他乘客纷纷指责司机耽搁了他们上班，因为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司机忍不住问这些乘客，“将心比心，要是晕倒的是你呢？”“这种事只能是谁遇到谁倒霉。”许多年前，我看过多部美国电影。这些电影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电影的开始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二，故事都是有关一个美国人遭受了某种不幸，我记得有因刹车系统先天缺陷的汽车致残、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项不好的制度而失去亲人的。遭遇这些不幸之后，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利用法律武器赢得巨额赔偿。第三，获得这些赔偿后，他们将钱拿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资助今后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记得，在媒体采访时，电影的主人公都说同一句话：“这件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是被黑帮控制的。”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乞丐小孩钱，就在这时，城管大队来驱赶，小孩吓得连钱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给他们钱。”城管对我说。“小孩怪可怜的。”“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被黑帮控制的。那些黑帮靠他们乞讨来的钱住宾馆、盖房子。说不定比你来有钱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他的生日
作者：夏秀芹
在别的文章里，我称他老爸，今天的这篇，专门为他所作，庄重的叫他父亲。
他在襁褓中失去了母亲，在继母的冷眼中长大。幼年跟着爷爷辗转于大江南
北，青年时有十年时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年时十多年做着单位的劳资干部，到
了五十岁出头，单位却经营不善，“下岗，养老”成了他最关注的两个词。他盼望
着退休，虽然拿到那张存折就说明他老了，他不在乎，只求在单位跨掉之前退下来。
然而他还有两年才六十岁。
母亲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请先生测八字，算命的说我跟父亲有“绞”，这一
“绞”就是三十余年。
我刚学说话，他就迫不及待的写了大字贴在门上，有空就要跟着他念：“人
口手，马牛羊“；稍大点学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上幼儿园第一天溜回家吃
东西，被揍得从此不再敢生逃课之心；初中时偷改英语分数被明察秋毫，他的处罚
是抄遍整本书十遍。初中以后的暑假从来没消停过，不是背唐诗宋词就是抄古文观
止，要么是做校外的试卷，甚至全国的竞赛题。
对我喜欢的作文他从来没有赞赏过。不但不支持，甚至积极反对，说是“舞
文弄墨，劳神费心“。我一直很委屈的怀疑着他的动机，隐忍着不敢反抗他的暴君
行为。
直到有一年爷爷去世，政府给爷爷的悼词中提到解放后爷爷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