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政官员身兼法官，同时还有立法的职能）。
　　立志高远的年青人，哪一个不是想做大官；赚大钱？美国又是一个贫富特别悬殊的国家，失意青年容易受刺激，弄的不好就会贫寒起盗心，甚至有可能会揭竿而起。LSAT起到了很好的疏导作用，可以将有志青年诱导到图书馆内，让他们走读书升官发财的道路。虽然爬上去的人是少数，但只要有人爬上去，就会有无数的人效尤，以为自己也能够爬上去。美国法学院和律师行业吸引了无数的美国青年，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埋头读书，没日没夜地在办公室内埋头苦干。等到反应过来，知道自己爬不上去了，再想革命已经为时太晚了。这时候他们大多已经有了妻室，再要盲反谈何容易？
　　LSAT有助于安定团结，成全了很多苦孩子和穷孩子。“二战”之后，只要退伍军人能够考取大学或法学院，政府都向他们提供一切费用。采用LSAT，当时在美国也是一场革命。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一直以富家子弟为主。财富不仅是社会地位的标志，而且也是血统高贵和智商出众的象征。LSAT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考生的能力，而不考虑起家庭背景。
　　LSAT不仅成全了退伍军人中的苦孩子，也成全了要学法律的妇女。历史上妇女曾被排除在法学院的大门之外，有了LSAT这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申请法学院时女生可以证明自己并不弱于男生。在中国，LSAT考试又是女生得风气之先，至少是与男生打了个平手。当然，我们这里阴盛阳衰的问题比较严重，尽管自称爷们的人很多。
　　少数民族学生在美国法学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为例，2002年该校新生中女生占45％，少数民族学生占35％，国际学生（internation…　a1　students）占5％（美国人喜欢用“国际学生”一词，其实就是外国学生）。中国科举也为苦孩子网开一面，让他们有个翻身求解放的机会。科举消亡之后，师范又为苦孩子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们可以上师范，学费、书本费、食、宿费全免，还发少许零用钱。毕业之后可以当小学教师，小康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再好的事情也有其反面，科举和LSAT亦不例外。科举和LSAT有一个通病，就是不太注重实践。精通考试之道的人并不一定长于为官之道。中国早已废除了科举，而且在做了很有益的尝试，更加注重实际经验，可以先当官后取学历。只要仕途顺畅，本科学位、研究生学位，乃至博士学位都可以通过在职得来。我深以为然。个人奋斗，最容易的大概要算是考试，最累的是与人周旋（人是自然界最狡猾的动物），而要做官可能是最难的——当今中国要想做官的人实在是太多，如过江之鲫，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这方面美国就不如中国，美国很难推行先仕途后学位的方法。美国法学院规定，报考法学院，必须是本科毕业，相同学历不行。这样一来，LSAT应试的都是本科毕业生或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考试也像打仗，必须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美国著名法学院人校学生的平均年龄是24岁或25岁。倒是有一部分学生姗姗来迟，其中大部分是退伍老兵。比如，今年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就是越战回来后上的法学院。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大龄青年”，在美国法学院内到处乱跑。因为是“曲线救国”，中国同志花的时间比较长，有的进法学院之前已经拿到了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进军法学院之前，他们还需要在美国有一个立足之地歇歇脚，还要准备些粮草（学费和生活费）。
　　清王朝末年，最高统治者心血来潮，给“海归”进士的待遇。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开了方便门，也算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尽管海归中有邓世昌这样的人（一句“撞沉‘吉野’！”感召了几代人），尽管海归中有孙立人（抗战名将，让日寇闻风丧胆），但海归确实有自由化倾向，尤以在英、美留学的海归为甚。两害相权，取其轻。给海归进士待遇是一种错误，至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是削弱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久科举也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而消失了。
　　今天虽然没有科举了，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科举的影响。比如，高考非要分别排出本地的文、理科的第一名，非说他是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还没有听说过也有状元游戏的。也许，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种。LSAT就不出什么第一名，这是美国人比我们进步的地方。科举制度行将灭亡之际，也是考场舞弊盛行的时候。今日之中国，高考舞弊案也是愈演愈烈。
　　LSAT主考方和法学院也担心有人作弊。为了严防代考，考试中心强迫考生按手印。按手印有的朋友可能会不高兴，觉得这是有辱人格的做法。如果是中国来的，可能还会觉得按手印是有损国格一而且恐怖主义还没有到美国，他们就搞按手印，而且你不去美国（考LSAT可以去加拿大）他们也要你按手印。当然，考试中心会说，按手印是考生自觉自愿的，你可以不考啊，反正没有人强迫你考。
　　LSAT防范措施很严，但历史上很少有舞弊或作弊问题。美国人不是一个脸皮薄的民族，但在考试这个问题上，比起中国人来脸皮还是要更薄一些，也可以说是更讲一些诚信。倒是主办TOELF的机构指称中国有人泄露了考题。
　　
　　孰难孰易？
　　
　　LSAT有比科举难的地方，科举应试不限次数，考好一次就可以一鸣惊人，一飞冲天。LSAT应试也不限次数，但法学院比较阴险，取前后两次成绩的平均分。这样一来，如果第一次考的不好，第二次考好意义也不大，除非其中某次考得特别高，而另一次也还可以。但总的来说，科举考试比LSAT要难。LSAT的英文再难，也难不过汉语，至少是难不过古汉语。我想，如果用古汉语来设计考题，难度可以增加无数倍。“中国汉文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产生的教育制度，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过滤器，有利于听话的学究式的头脑，而不利于桀骜不训和有创造力的人，将后一种人排斥在权势之外。”这是英国作家G·H威尔斯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和评论。当然，威尔斯似乎对我们民族的图腾很不恭敬，而且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古代的先哲就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逻辑论。但我以为，威尔斯与其说是幸灾乐祸，倒不如说是在惋惜。他在《世界史纲》（The　Out…　line　of　History）一书中也悲叹：“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
　　LSAT试题的文字远没有中国试题的文字复杂——且不说科举的文字，高考的古汉语就很复杂，就折磨死人。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LSAT在选拔人才方面有别于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各种中国考试。律师大多是有钱人的帮凶，而美国的有钱人大多是要做生意的。这样一来，人才的着重点便有所不同。“有志经商或从政，就需要接受实用的培训，掌握交流的艺术——也就是说和写的艺术。传统学问不同，传统学问无法充分服务于没有文化的人，传统学问的课程主要是为了培训教师和神学人员。”（Mortimer　Chambers　et　a1，The　Western　Experience，p．　372）
　　中国法学院的考试远不复杂。读法律当律师也不是成材的重要道路。在中国这个地方，当秘书才是成材的正道。任何地方求发展都必须两手硬，龙门能跳，狗洞能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钻狗洞更重要。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不同，动不动就要拍案而起。而拍案而起后的短兵相接就是诉讼，诉讼就需要律师。
　　
　　世乱佳人也作贼
　　
　　“抚长剑，一扬眉。天涯路。江上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当今西方民主社会的精神守望者，但我们唐朝宋朝的诗人早就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尽管人权这面旗帜已被西方人抢在手中，而且死活不肯放下。LSAT核心内容是语言和逻辑，而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便率先推出了逻辑论。中国的吏制曾经领先全世界，但现在我们接班的梯队成员却要到美国、日本去接受培训。今天美国借助LSAT在全国招揽为其所用的青年人，甚至借助LSAT在全世界范围内招降纳叛，而我们的科举没有了，连高考都是问题四起。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了？
　　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上。中、小学教育是智力开发的启蒙工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用本民族和世界的经典作品去启迪自己的后代。而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中却是充斥着现代作者的低劣作品，有的还是文理不通，更谈不上什么实用和优秀。与同龄人一样，我的启蒙教育是被迫背诵毛著，背得非常痛苦。但看看今天小学生的课本，我真是感到庆幸——学他们的课本还不如背毛著。“世乱佳人还作贼。”搞开发我们用断子绝孙的手段，教育后代用的更是断子绝孙的手段。一个民族在教育自己后代方面都敢胡来，无怪乎高考中作弊不断，无怪乎当上教授后继续作弊剽窃的大有人在。我们对我们的考试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还敢指望什么呢？


文化价值和史家的心志
■　　吴小龙
　　余英时这位在海内外史学界已经独领风骚若干时日的著名学者，最近在大陆学界又在升温。三联书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分别推出了“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和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前者包括《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等六部专著；后者则以某论题为中心组织余英时专著、论文中所有文章为其编排方式，编辑了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四卷的主题分别为：《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考察》等。余英时的不少重要文章，都结集在这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里了。而且，该社获得了余英时的独家授权，准备接下来把余英时的专著、论文陆续全部出齐。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余英时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对于更为系统深入地探究余氏的学术理论也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说到余英时，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一些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非常相关的往事。比如，他和“冯衣北”就陈寅恪晚年诗文展开的论战——在当时的“弦箭文章”成为一段历史之后，当陈寅恪对“我中华文化”的沦落所表达的“奇哀巨痛”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余英时在他那时的文章里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解读是这种理解的一个重要开端。还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论著也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了不少颇具启迪的言说话题。而在一场时局动荡的前夕他的演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又曾经引起了不尽的反响与回应……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文集》第一卷的标题，这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