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4期-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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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这些精神交流的成果,是人类史上不朽的作品:席勒的《华伦斯坦》和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华伦斯坦》中明显含有歌德的气息,而《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席勒的精神也一目了然。歌德曾眼含热泪向冷家姊妹朗诵《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片断,朗诵完毕,他一边擦去眼泪一边说:“我们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心火熔化。”
1798年,歌德与席勒共同推动的魏玛剧院将要落成,歌德决定用席勒的《华伦斯坦》来为这个新舞台揭幕,逼着席勒日以继夜地加快写作速度。1798年10月12日,剧院以演员朗诵《华伦斯坦的阵营》作为落成典礼,当晚在观众席上观赏这一盛大典礼的只有冷家姊妹、歌德和席勒。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虽然此前已经多次听过席勒自己的朗诵,可冷家姊妹仍然再次深深地为席勒的这部伟大作品感动。而席勒,则因为她们的感动而感动。
是的,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同时让两个爱人幸福更愉快呢?何况她们还是姐妹!何况她们还是公认的如花美人!
1799年秋天,在两个儿子之后,冷莎露给席勒生了一个女儿。产后11天,她患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幻觉严重,甚至企图自杀。与歌德不同,席勒并不忌讳老婆的病。他守候在冷莎露床前,夙夜匪解,举案齐眉,直到她12月初勉强痊愈。12月3日,他们终于实行了冷莎露的计划——西迁魏玛。
40岁的席勒举家搬进了他负债买的房子。他的这次搬家最大目的是有利于他与歌德的友谊:席勒的新家与歌德位于“女人们策划”广场的家只隔了几栋房子。席勒住在新家的最高一层,房间里清晨与中午都充满了愉快的阳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席勒母亲在他们搬入新家的当天去世。如果中学可以西传,这将是“子欲养而亲不存”的德国版。
此时的席勒并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五年。
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冷家姊妹。
产女、病妻、搬家、丧母,如此纷繁复杂的世务之下,席勒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离开耶拿之前,他彻底结束了《华伦斯坦》三部曲,并开始写作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
席勒搬到魏玛的目的没有落空。搬到魏玛之后,席勒和歌德两家几乎合二为一。冷家姊妹与伍碧丝和夏露笛的良好关系,保证了这两位文学巨星的伟大友谊。冷家姊妹未曾料到的是,她们就此酿成了自己爱情的惟一一次失败——席勒曾称自己与歌德的友谊是“我整个生命中最美的事件”,超过了他与冷家姊妹的爱情。当然这样的失败,是真正可以称为“败亦欣然”的。
歌德家地方宽大,还有一个大花园,所以每逢周末他家总有聚会,而通常不喜欢凑热闹的席勒不仅每请必到,而且每到必兴致高昂,流连忘返。据歌德回忆录记载,他与席勒很多诗作的灵感均来自这个私人聚会。席勒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作《钟之歌》(Die Glocke)2004年更被评为“德国人最喜爱的诗”。他们的友谊如此之深,以至于迎接新千禧年的1799年12月31日之夜,他们都未参加宫廷和社会组织的庆典活动,抱病在促膝谈心中进入了十九世纪。
新世纪新生活。席勒的家庭虽然仍然难说富裕,但却在冷家姊妹的主持下丰富多彩,席勒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期。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同时却走上了下坡路。1800年,被称为“德国莎士比亚”的席勒终于实现了他长久的心愿: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成德语演出剧本。6月,他结束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年,描写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奥尔良姑娘》完成。这个剧本被誉为德国解放战争的宣战书,鼓励德国人民将祖国从拿破仑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同年,席勒改编了意大利的中国题材名剧《图兰朵》。
1802年11月16日,在魏玛大公的大力促成之下,席勒被普鲁士国王册封为贵族。席勒本人对此当然不以为意,但是,12年前冷莎露为了嫁给他而被迫卸下的贵族头衔,他现在可以亲手给她戴回头上,对席勒这个文学江湖的大侠而言,何尝不是快意恩仇的仰天长啸时刻!
作为文学巨星,席勒的朋友遍天下,然而历数他的终生莫逆,只得三男三女。三男即克尔纳、歌德、威廉·封·洪堡,后两者都是在冷家姊妹的撮合下结识的。三女即冷家姊妹和冷家姆妈。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这三个女人单独相处。独处时刻,他通常会把自己的最新作品朗诵给她们听,期望从她们的嘴里得到第一声由衷的赞美。
1802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恰逢丈母娘来访。晚饭之后,席勒把刚完成的《墨西拿新娘》初稿朗诵给她们母女三人听,而她们的反应之热烈,令到席勒最后大声宣布,今后每年的元旦前夜,他都要给这三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朗诵一出新的悲剧。席勒的爱如潮水一般包围了三个美丽聪明的女人,她们的呼吸急促,胸脯起伏,彻底沉浸在被天才呵护的幸福之中。
她们完全不知道,一生说话算话的席勒,将永远无法兑现他的诺言。
1803年1月,《墨西拿新郎》在魏玛剧院上演。为了给铁哥们儿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歌德从头到尾接管了排练,根本不让席勒参与,直到此剧最后正式上演,才让席勒和观众们一起观看。歌德达到了目的:作为作家本人,席勒为这部悲剧的凄美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当天晚上回到家中之后还因为过于激动而说不出话来。
作家固然是作品的父母,然而作品一旦问世,就像孩子成年一样拥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将从此独立在世间行走,令最护犊子的父母也无从置喙。
后来,有个不识相的批评家指责说该剧的前几幕情节不够突出,歌德是这样回答的:“嗨,席勒写戏根本就不需要情节!”
1804年3月17日,席勒的《威廉·退尔》在魏玛首演,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威廉·退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曾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并赢得广泛赞誉。托马斯·曼曾盛赞席勒说:“他自创了一套个人的戏剧语言,从独一无二的语调、表情和旋律中立刻可以判断出是他的作品——这是在全德国、也许在全世界所创造出来的最辉煌、最富有诗意的语言。”
综观席勒的戏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以整个欧洲为诉求对象,他追求的是整个欧洲的自由。《唐·卡洛斯》写的是西班牙,《奥尔良姑娘》写的是法国,《华伦斯坦》写的是中欧,《玛丽亚·斯图亚特》写的是英国,《墨西拿新娘》写的意大利,《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未完成剧本《德墨特里乌斯》则写的是俄罗斯,此外,他还改写过中国题材的意大利作品《阿依达》。席勒的作品不仅超越阶级、种族和等级,而且也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他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欧洲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公民。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说:“席勒为革命的伟大思想而写。他打碎了思想上的巴士底狱,他建造了自由的神庙,而这个伟大的神庙将会让所有的民族结为兄弟。他是世界主义者。”
歌德一世生活富足地位崇高,他对自由的看法与一生困蹇的席勒大相径庭,例如他对拿破仑就五体投地。席勒死后,他曾对爱克曼说:“贯穿席勒毕生作品的主线就是自由……在青年时期他追求的是肉体的自由,在其后的生命中他追求的是理想化的自由。”歌德认为“其实我们用不着太多的自由……只要能健康生活和干自己愿干的事,一个人的自由就足够用了。而我们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并不难。只要不逾越出生时上帝为他划定的界限,公民就与贵族享有同样的自由”。
这个当然是屁话(愿歌德在天之灵原谅我的粗鲁)。在血海中沉没的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残暴黯然收场,但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却奠定了此后世界历史的惟一正确走向,而“自由”,是《人权宣言》的核心价值之一。受尽暴君欺凌迫害的席勒,一生始终怒发冲冠地为自由鼓与呼,他的喜欢办报、当出版商和编辑,而且经常同时身兼三职,原因概在于此。论到为自由而战,永远自动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的他,远比歌德来得高明。他的那声断喝:“不,暴君的权力不是无限的!”直到今天听来还像二百多年之前一样振聋发聩,绕梁三日而不绝。
1804年4月26日至5月21日,乘去莱比锡办事的机会,席勒应当年曼海姆剧院时期他的主要对手、著名演员伊夫兰(Iffland)之邀偕全家造访柏林。柏林当时是普鲁士帝国的首都。1799年夏天,普鲁士国王夫妇曾专门到魏玛看过席勒的名剧《华伦斯坦》,王后当时就惊叹于席勒的天才,很想把他延揽到柏林。伊夫兰像达贝格一样,早已臣服于二十二年来席勒的辉煌成功,从不服气的对手变成了最热情的拥趸。他非常努力地想把王后的想法付诸实施。
席勒全家到达柏林,欢迎仪式盛况空前。柏林人为席勒提供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年薪,促使席勒一度决定举家迁移柏林。不过,这时的席勒已经比当年星夜出逃斯图加特时老了二十多岁。人老的明显标志就是不愿接受陌生事物。两周之后他回到魏玛,马上开始生病。生病的席勒更觉得自己离不开魏玛的朋友。而且,歌德还说服大公将席勒的年薪翻了一倍,并保证今后逐年提升。
最重要的是,冷莎露不喜欢柏林。魏玛因为夏露笛而得到了歌德,柏林却因为冷莎露而失去了席勒。
杰出的女人这样影响历史。
为了留住席勒,魏玛大公在歌德的劝说下特许他每年可以带薪去柏林住一段时间。在当时说来,这是异乎寻常的优厚待遇。席勒终生未能享受这个待遇。
虽然薪水翻了一倍,但席勒却开始担忧自己身后四个子女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死神在遥远的地平线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最后一次与冷佳琳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曾说:“如果我能给孩子们留下足够他们独立生活的费用就好了。一想到我的孩子仰人鼻息,我就觉得无法忍受。”一生始终没有丰厚收入的他,太明白仰人鼻息的可怜和悲伤。
然而,他的身体却等不及他为孩子们做出妥善安排。当冷佳琳最后一次陪他去看戏时,席勒告诉她自己身体很不好,多年以来总是疼痛的左胸现在却一点儿都不疼了!他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他的左肺叶完全空洞化了。
随着健康的每况愈下,席勒开始避见陌生人。只有与冷家姊妹独处,他的心情才能明亮。
1805年4月29日,席勒最后一次踏出房门看戏。戏到一半,他开始发高烧。他的生命由此进入倒计时。
五月头几天他还支撑着接待朋友,但病情很快就恶化了。5月7日晚冷佳琳去看他,他跟她讨论悲剧怎样才能激起人类内心的崇高。因为不想让席勒过于激动,冷佳琳的回答比较平淡。敏感的席勒觉得了,于是